情人杜拉斯（一）

kuangsan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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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相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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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

　　卡西娅，德里尔街的第一个年轻女读者

　　1

　　我想谈谈1980年夏到1996年3月3日这十六年当中的事。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

　　我说的是“她”。

　　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除非写出来。我从来不曾以“你”称呼她。有时，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希望我以“你”称她，希望我能直呼她的名字。但我叫不出来，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我知道，我看出来了。然而，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想，我可能不小心以“你”叫过她两三回。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孩子般的笑容。一种出自内心的欢欣。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

　　我叫不出她的名字，我想是因为我首次读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这个名字马上把我迷住了。这个笔名。这个化名。这个作者的名字。总之，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

　　事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康城1，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我读的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当时，我和克里斯蒂娜 · B和贝内迪克特 · L同住一个套间。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书是贝内迪克特的，被扔在地上，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我是偶然看到的。这是一种一见钟情。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我只喜欢喝这种酒。在康城的小酒吧里，要找到可并不容易。

　　所以，初次相遇就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所有的书名，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字。

　　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有时，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

　　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模样？我记不清了。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

　　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这个作者，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并不认识她。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然而，我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这已成定局。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

　　我喝着康巴利酒。

　　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我现在还是这样）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巧合。在她和我之间，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扬，之间，有一种巧合。

　　读她的书是孤独的。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我怕谈她的书。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要是别人不喜欢，或不怎么喜欢，或喜欢得不够，那怎么办？所以，我宁愿缄口不语，把话留在心里，接着读她的书。独自读，躲起来读，羞耻地读。

　　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我已经想保护她了。她已经跟我在一起，但她本人还不知道。我是一个读者，第一读者，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全部文字，毫无保留。“杜拉斯”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我全身心地爱它。它刚好落在我头上。我再也没有离开她，我无法离开她，永远也不能，她也同样。

　　当时我还不知道，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

　　1975年，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印度之歌》。电影放完后，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当时，导演习惯前来与公众交谈。必须组织一些讨论。我想买一大束鲜花，但又不敢买。我害羞。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我没有买花。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我想要一个签名。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她出现了，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皮背心，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那件背心，她后来给我穿了，是借给我穿的。那件背心质量很好，是软皮的。

　　“扬，我不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给你。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我很乐意借你几天，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

　　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

　　我坐在第一排，就在她对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弄糊涂了。她笑了，帮助我，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并且作了回答。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看到她站在那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我都替她害怕。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喜欢《印度之歌》。好像这有可能似的，好像这事会发生一样，好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她喜欢这部电影，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爱上了德尔菲娜 · 塞里格1，爱上了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2的红裙子，爱上了卡洛斯 · 达莱西奥3的探戈。她绝对喜欢《印度之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加尔各答就在这里，在法国。我看见她了，我看见她了。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看《印度之歌》。就她和我。

　　问答结束了。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我掏出《摧毁吧，她说》请她签名。她签了。我对她说：“我想给您写信。”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她说：“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然后又说：“我渴了。我想喝杯啤酒。”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她喝了一杯啤酒，然后说：“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几个年轻人陪着她。她上了一辆小汽车，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她把我扔在康城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做“出发”的小酒吧里。我和其他人在一起，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路五号。

　　故事开始了。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封信。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我一直在写。信很短，每天写好几封。有时，我几天不写，然后又开始写。我新写了一封信，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我立即把信寄走。我不想留着它。我给她寄了几箱信。我不期望回信。没有回信可等。我什么都不等。但我在等待。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那个女人，《印度之歌》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

　　让娜 · 莫罗1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我买了唱片。我别的不听，只听这张唱片。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 · 达莱西奥的探戈。我被迷住了。我也跟着唱。我不等她的回信，然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希望她会回，希望她会给我写信。没有回答。没有。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礼貌礼貌也好，比如说“感谢您”，“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之类。没有。没有任何回音。写几句亲切的话，礼貌的话，这不是她的风格。决不。我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读了她的书。我让自己天真地这样想：总有一天，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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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相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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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读她的书。别的书我一概不碰，我放弃了任何别的活动。我不再上课，我什么都不干。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我换了套间，现在跟贝内迪克特 · L和帕特里克 · W住在康城的欧仁－布丹街，就在公墓对面。帕特里克和我都喜欢贝内迪克特，她却不想再见到我们。她和弗朗克 · Ｌ一起准备文科老师的资格考试。我们有时在套间里遇到弗朗克 · Ｌ。我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们。贝内迪克特不再和我们深夜去“穆卡”喝强身的杜松子酒，听朱里奥 · 伊格莱西亚的《你也没有改变》和阿达莫的《下雪了，你今晚不来》了。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很用功。她一举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找了丈夫，有了孩子和一幢漂亮的房子。在那段时间里，她不想再看到我们，不想看到我，也不想看到克里斯蒂娜和帕特里克。那个在我们之前阅读杜拉斯的作品，买了那本《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的女人，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不想再见到我们了。她会继续读杜拉斯的书吗？她还会那么爱我吗？为什么不？这并非不可能！

　　我则继续写信。圣伯努瓦路五号。总是没有任何回音，一个字都没有。后来，1980年，她寄给我一本《坐在走廊里的男人》。这是第一次碰到：我不怎么喜欢，就是说我看不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有什么意思。我很震惊，很落后。可怜的天真汉。我不想弄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不想撒谎。我不会。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我没有回信。我停止写信了。我收到了第二本书。书中附了几个字：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您又换了地址。我什么都没说，不再写信。

　　再后来，我又收到了《黑夜号轮船》、《奥莱丽亚 · 斯坦纳》和《否决之手》。

　　蓝色的封面，法国信使出版社出的。我疯了，我喜欢得发疯。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黑夜号轮船》。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我去剧院看克洛德 · 雷吉和比 · 奥吉埃、米歇尔 · 隆斯达尔、玛丽-费朗斯所演的那出戏。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诺伊利的情人们。我第一次去了圣伯努瓦路。我在五号前面经过。我怕遇到她。遇到她怎么办呢？说什么好？

　　什么都没见到。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康城。

　　终于，我得到了消息，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病了，现在好多了，都是酒闹的，我好多了，我刚刚写完了《奥莱丽亚 · 斯坦纳》的电影剧本，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她没有说哪一段，也没有说是“巴黎的奥莱丽亚”还是“温哥华的奥莱丽亚”。

　　她给我这样写道：“我为您写了《奥莱丽亚 · 斯坦纳》这部东西。我并不认识您。我读了您所有的信。我都留着呢！我好多了。我停止了喝酒。我要做这么一件事：拍电影。我将不那么孤独。”

　　我又重新给她写信，每天好几封。我疯了，我喝好多威士忌。贝内迪克特差不多再也不来套间了。帕特里克很痛苦，回来也少了。他在的话，我们便喝一些酒。我写了些诗，一些短文，用向贝内迪克特借来的旧打字机打的。我热烈地爱上了这台灰色的机器。有几个晚上，我通宵打字写文章。我想出了一个很棒的题目：美丽的痛苦。喝酒。我喝点“芝德拉”帮助睡眠。我睡到下午才起来，听《印度之歌》。我独自呆在欧仁-布丹街的那个套间里。

　　有一天，贝内迪克特告诉我说，我必须走，离开这个套间。她说她兄弟要来康城，学医，要住在这里，住在我现在住的房间里。

　　我走了。我找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我随身带了一个铁箱，里面装着几本书。

　　后来，是的，我到了那里。1980年7月的一天，我打电话到特鲁维尔。我知道她在那儿。我每周都读她在《解放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她谈论波兰、格但斯克，谈论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我敢肯定她在写我。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

　　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是扬。”她开口了，说了很长时间。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我在康城的大邮局里打电话。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她忘了时间，说：“来特鲁维尔吧。这里离康城不远。我们一起喝一杯。”

　　1980年7月29日，我坐公共汽车去了特鲁维尔。公共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我走在石板路上，经过黑岩公寓。我什么都不看，登上大楼梯，在旅店前经过。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我不敢看，不敢抬头。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我不知道拿雨伞怎么办。我走进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我正在工作，很难脱身。”

　　两小时后，我又打电话给她。这时已是傍晚。她说：“还没完，七点钟左右再打电话给我。到浴场路去买一瓶红酒。”她把杂货店的店名说得清清楚楚：那是特鲁维尔最好的杂货店。她问：“您明白了？不会弄错吧？”我去了浴场路，找到那家杂货店，买了一瓶普通的波尔多红酒，然后走进黑岩公寓的大厅。那时可能已近七点。我仍然傻乎乎地夹着那把雨伞。

　　“我住在二楼。您在走廊里不会迷路的，走到头。在大镜子的右边。”

　　我敲了门。她开了门，露出了微笑。她拥抱了我，说：“您知道，有门铃的。敲门谁也听不见。”

　　我打开红酒。酒很差，软木塞的那种。她说，我听。她说：“每星期写专栏文章真难，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我们喝着酒。她说着。我在那里听着。我在黑岩公寓的那个套间里。她对我说：“您来看，这里很漂亮。有两个浴室，其中有一个豪华得让人难以置信。普鲁斯特去卡布尔的大旅店之前，和他的祖母来过这里，住在靠海的那个套间。我喜欢靠院子的那边。整天都是大海，不分日夜，烦死了。”

　　我一言不发。我听着，她说：“您来看最漂亮的东西：阳台。对面是油港勒阿弗尔。一到晚上，灯火通明。那艘大型客轮似乎向我们驶来，其实它并没有动。我喜欢这阳台，喜欢这烟囱和那水晶般的灯光。”

　　不知不觉，一下子就十点钟了。她说：“您一定饿了，我却一点不饿。您去中心酒店吧，那里很不错。我把给《解放报》写的东西再看一遍。”

　　我不敢进中心酒店。我在特鲁维尔瞎转，从俱乐部走向海滨，走向鱼市场，十一点钟左右，我回去了。她问：“怎么样？不错吧？”我回答说：“没有座位了。”她笑了，说：“这个季节，在这个地方总是这样子。好啦，我还有块冻鸡。”我吃了。她说：“别浪费旅馆费了，而且，到处都满了。我儿子的房间空着。他不在，您可以睡在那里。”那里有两张床。她说：“我们去勒阿弗尔转一转吧！我想让您看看勒阿弗尔的美景。灯光，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她开车，一辆“标致104”。她带我看了一切。那是在晚上。她说什么我都说“是的”。

　　“这种景象我百看不厌。有一天，我会把它拍成电影，把所有这些灯光都拍下来。”她说。

　　接着，她开始唱起来，麻雀，粉红色的生命。我也跟着唱起来。她说：“走调走得这么厉害，真是难以置信。我来教您吧。”于是，我们俩一起唱起了《粉红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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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两情相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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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黑岩公寓的大厅，坐在镜子对面的大扶手椅上，面对朝着大西洋的篱笆墙。这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厅。她想喝一杯酒，我上楼回套间去拿酒瓶。她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这种安静，绝了。您在听吗？”我说是的。我们喝着酒。在这安静的大厅里只有我们喝酒的声音。我们上楼回到了套间。她给了我两张床单，拥抱了我。

　　我在这里，和她在一起。我留下了。我不离开您了。我留下了。我和您关在这个悬在大海上面的套间里。我睡在您儿子的房间里，睡在第二张床上。您睡在院子那面的大房间里。很快，我也跟您一起睡在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了。我们不分离了，我们一起喝酒。我留下了。我用打字机打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您口述，我怕跟不上，我打字打得不熟，用三个指头打。她笑了，说她从来没见过谁用两个指头打字打得这么快。我们写着那个灰眼睛的孩子和年轻的辅导员，写波兰、莫扎特之爱和这句老话：我早就爱上你了，永远，永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去勒阿弗尔，一起笑，一边唱“麻雀”。她说：“好多了，您不那么走调了。您会唱好的。”

　　有时，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客厅里等，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我看着高高的窗户和窗帘上退色的玫瑰。窗帘已经被无数个夏天的太阳晒焦了。我什么都不干，盖上被子。

　　我等待着。

　　“什么都不干，到了这种程度，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也不坏。您以前也是这样吗？”

　　1980年9月，每周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80年夏》。她把书题献给我。从此，我就取了“扬 · 安德烈亚”这个名字。

　　2

　　她把我父亲的姓取消了，留下了名，扬，即让，让-巴蒂斯特。我的生日是6月24日。她加上了我母亲的名字：安德烈亚。她选择我母亲的名字，肯定是因为它与我父亲的名字元音重复的缘故，都有个a，半谐音。她说：“有了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安心了。大家都会记住这个名字的。谁都不会忘记。”

　　她取消了她父亲的姓：多纳迪厄，选了洛特-加龙省的杜拉斯村的村名。那地方离她父亲在帕尔达扬的老屋不远。我们俩都是化名，笔名，假名。后来这些名字成了真名，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些名字，因为她写了这些名字。正是她写了这些名字，安排了它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一切都可以开始了，因为她给我取了名字，因为这个名字被写在了一本书中：《80年夏》。

　　几个月后，她开始拍《阿嘉塔》，兄妹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影片的全名叫做《阿嘉塔或无限的阅读》。那也是一个剧本。电影是在特鲁维尔拍的。比尔 · 奥吉埃扮演妹妹，我扮演哥哥。电影的配音，妹妹由杜拉斯配，哥哥由我配。

　　拍电影可怕极了。我什么都不会，我不懂，我不会走路，她让我在黑岩公寓的大厅里穿行了好几个小时，我都忘了怎么走路了。她喊叫起来，想让我根据她的要求走，像她那样走。我办不到。最后，她让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靠得很近很近拍戏，拍脸，仅仅拍脸。我看着摄影机和她，她跟我说话，给我讲述《阿嘉塔》这个本子，讲述兄妹之间的那场爱情。这些方案后来被用在一部她称为《大西洋人》的影片中。那是一部长五十分钟的影片，一片黑。只听见她的声音，只有她的声音，漆黑的画面中杜拉斯的声音。有时也出现我的脸，她跟我说着话，说我扮演的角色。她试图弄懂关于我的什么，弄懂这个叫扬的人。她说着，写着，对我说着话，把我拉出黑暗，让我独自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独自呆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的大厅里，独自面对大海，面对大西洋。

　　“您是谁？”她问。

　　这部电影只在巴黎的一家电影院里放映，王家港口大道的埃斯屈里亚尔电影院。她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她在那篇短文中告诉读者如何去那家电影院，标明了坐哪路车，影片有多长。她还写着：“千万别去，这部电影不是为您拍的。您不可能看懂。别去。”

　　为什么？我相信我知道这个秘密：她想把这个本子，这部电影，这种声音和画面，还有我的脸，她想把这一切都留给自己。她不能忍受别人看我，看见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不能忍受。她感到痛苦。她也怕受到嘲笑，她什么都怕。然而，本子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电影也于节日期间在全世界巡回放映。

　　她说：“这是我写得很漂亮的东西。这是我最好的电影。您真是棒极了。必须保持这个样子，像现在这样，这般目光茫然。这目光很天真，不谙世事，而我却知道些什么。我把您叫做大西洋人。以后，您就是大西洋人了。是我跟您这样说的。必须相信我。”

　　而我呢，当我在书中读到最后的结局时，我已泪流满面。我看到我身上并不属于我的某些东西，好像我应该对此一无所知。她说：“别，别哭，这并不悲惨，一点都不悲惨。他是您，但又不是您。忘了您自己。这没有任何关系。别把自己当作英雄。你一钱不值。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保持这样子吧，别改变。保持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书。”

　　我大声地念着《大西洋人》中的章节，我不哭了，她听着。她只听着，她听着她写出来我念的句子。除了这声音、这句子和这张望的目光，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啊，”她说，“棒极了，我喜欢您的声音。这文章就应该这么念。”

　　她差点要流泪了，说：“不应该害怕哭。让我们哭吧。哭！”

　　我们在特鲁维尔一直呆到11月份。特鲁维尔空了。黑岩公寓空了。只剩下我们。她说：“您看，这栋楼属于我们了。这太好了。”深夜，我们在黑暗中坐在大厅里喝红酒，或者出去溜达。路线总是不变，要么朝着勒阿弗尔，要么朝着卡布尔。她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您看！”

　　她教我开车：“我讨厌开车，我想由您来开车。”

　　我学了。以后，往往是我开车，她给我指路：“右转，慢点。还凑合，不算太差。”我们的酒喝得越来越多，常常停下来去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她总是喝红酒。她说：“烈酒，我再也不喝了。我只受得了红酒。”

　　有时，她也去巴黎，把我留在黑岩公寓里。我等着。她回来了。她不愿意让我露面。她说：“这没必要。您在巴黎没事可做。您在这里很好。你在这个美丽的套间里什么事都不用干。”

　　她把我关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不能忍受别人看到我。她想成为我最爱的人。惟一的至爱。没有人能取代。我也同样，成为她最爱的人。

　　我们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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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两情相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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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对两情相悦。我们永远永远，永远的永远两情相悦。人们知道这一点，但不说。尤其不能说，只能写，写书，写故事，爱情故事。活着好像是为了写书，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因此而写作。然而，应该经历这点，经历在特鲁维尔的这种生活。一起生活、吵架，尽最大可能给对方造成伤害，好像这必不可少，应该这样。我不怎么明白。但她既然这样做，这样说，那一定是真的了。我一无所知。我糊涂了。我再也看不见写出来的书与这个故事有什么区别，看不见她和我之间这场爱情。她说：“没什么要弄明白的，快别这样了，别老是像孩子那样。”

　　我们去买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卡布里，完了》。她很喜欢。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我们唱着歌。黑岩公寓除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一唱就是几个小时。突然，歌声停止了：“扬，我们去勒阿弗尔逛逛，看看勒阿弗尔港的灯光。”

　　有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她把我的东西都塞进一个手提箱里，把箱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您必须立即走，回康城去。就这样。”她跟我拥抱告别。我走出去，在院子里捡起手提箱。我走了。她站在栏杆上，喊道：“扬，接住！”她扔了个东西下来，原来是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

　　我一直走到多维尔车站。当时应该已是半夜，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康城，去火车站旁边的都市旅店。我看着唱片的封套，看着埃尔韦 · 维拉尔的照片，看着写在上面的字：再见了，扬，永远再见了。她还签了名：玛格丽特。我打电话去黑岩公寓。

　　她说：“不，这太难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结束了，别再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坐出租车回去。我敲门，她开了门。她说：“我把您赶了出去，您又回来了。您没有一点自尊。人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们拥抱，喝了杯红酒。她说：“我希望您没有忘记那张唱片。”

　　我们又开始唱起《卡布里，完了》来，在黑岩公寓唱了许多次。“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她说。

　　我到母亲那里去了三天。当时，母亲和继父住在德塞夫勒。母亲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故事。奇怪的是，她觉得这很正常，完全正常，好像显而易见，必不可少。她当时没有说，后来才告诉我。

　　我回到了特鲁维尔。我们约好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叫诺西亚的酒吧里见面。她来了。化了妆。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嘴唇涂得红红的，很艳，像个妓女。她微笑着，像是一百岁，一千岁，也像是十五岁半，她要过河，中国人的那辆非常漂亮的小轿车将载着她穿过稻田，直至西贡的沙瑟卢－洛巴中学1。

　　我们在那儿喝着红酒。她说：“我要带您去看看巴尔纳维尔－拉贝尔特朗。拉贝尔特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她问：“您爱我吗？”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如果我不是杜拉斯，您决不会看我一眼。”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您爱的人不是我，而是杜拉斯，爱的是我写的东西。”她说：“您写‘我不爱玛格丽特’。”她递给我一支钢笔、一张纸，说：“写吧，照写就行了。”我不能写。我没有写她要我写的东西，没有写她不愿意读到的东西。她说：“扬，要是我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您还会爱我吗？”我低下头，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可您是谁呀？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不知道您跟我在这里干什么。也许是为了钱。我先告诉你，您什么都得不到的，我什么都不会给您。我了解那些骗子。别想骗我。”

　　沉默。

　　她说：“这肯定是碰巧让我遇上的。这样一个家伙，一言不发，什么话都不说，什么都不懂，一无所知。让我遇上这事，是我运气不好。可您不要再呆在这里了，您从哪来回哪去吧！我受够了，您在这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

　　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她忍受不了我，也忍受不了自己。她把我赶出家门，并威胁我:“您在这里一无所有。一切都是我的，一切。您听见了，钱是我的，我一分都不会给您的，一分都不给。您什么都没有，您是个头号废物。”

　　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赖着不走，为什么要留下来，和她一起，单独和她一起。她单独地和我在一起。有时，真让人受不了，她想打烂一切，破坏一切，摧毁我，想打我，骂我，让我死，杀死我。她说：“我想杀人。”她不说“我想杀你”，而是说“我想杀人”。真让人受不了。她心里十分明白，什么都明白。这种清醒非常残忍。全世界都变得残忍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一种痛苦。我也如此，因为她看见我在那儿，她看见了我。有时，她再也不想看见我的存在。她不认识这个人，却知道这个人是我。她再也不想见我，她想杀人，想自杀，想死，她想看到我和她一起死。她想消失。但愿痛苦能够消失，但愿我能让她停止痛苦。我不知不觉地给她造成了一些痛苦，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我造成了痛苦，就像一种瞬间产生的悲伤。

　　当您看着我时，那就是一种粗暴的再见。

　　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在那里毫无用处。

　　她说：“我忍受不了的，是您的生存原则本身。您让人接受不了。”

　　我别无选择，她也别无选择。这种伤害，这种痛苦是必需的，应该无视这种无可救药的孤独带来的剧痛，写字，写东西。不要文学，要别的东西，试图弄懂我的什么东西，弄懂看着她这张脸的什么东西。它看见了她的什么东西。有时，她忍受不了。然而，我们留下了，两人都关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的那个漆黑的房间里。晚上，开着车沿海向布隆维尔驶去。她说：“看！您看那团漆黑的东西，那么黑。您听那声音响个不停，那东西一动不动，看，我把它叫做‘东西’。那是一股水。周围是陆地。”

　　她补充说：“‘那东西’，这样叫没错吧？嗯？”

　　我们一起关在家中写作。我在那里用打字机打着词、句，我不想弄懂打的是什么东西，只是尽量快打，免得忘词，得跟上口述的速度。在那个时候，我这样说吧，有个第三者在我们身边。我们不复存在了。再也没有名字了，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了，只有正在产生的作品。那是一种激情，一种与美并没有联系的激情，不，不仅如此，我不相信。不如这样说吧，那是一种真实的激情。某种真实的东西正说出来，写出来。永远写出来。某种真实的东西，千年的真实，某种她和我立即就认出来的东西，某种对我而说的东西，她知道可以对我，只有对我一个人说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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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两情相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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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知道谁在写。直至最后一天，她还这样说：“我不知道谁在写。我不知道写作是什么东西。”然而，她在写，她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写，甚至当她不写时她也在写。她看见了某种东西。她忍不住，她知道这没必要，写作永远代替不了绝对，上帝永远无法企及。然而，还是应该写，尝试这种日常的谦卑工作，写作，试图找到那个词。首先口述，接着就看见了。写完后，她重读了一遍，说：“写这样的东西，我感到心里不安呢！”

　　我什么都没说，我听她说她自己的话，当时正在写《死亡的疾病》。

　　太难写了，她的精神非常集中。她寻找着那个词，找到了，她破坏句子，寻找别的东西，别的词，一个标点。写一页我得打上十来页。有时，那声音不太清楚，我怕没有听清哪个词。我不敢让她重复，便自己对付。我打着字，她寻找要找的字。书写成了，有进展了。她说：“我相信我能写成。我还不太肯定，但这会成为一本书的。一件从来没有做成过的事。”

　　每次都是最伟大的书。她说：“我相信到此为止了。写完这本书后，我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已经结束了，这太可怕了。但与此同时，我也将摆脱这种苦差使了。”

　　后来，她又开始写。每次都像是一种甜蜜的痛苦，躲也躲不了。她写了，她没办法。而我呢，我等在那里，一言不发，我等着。我在那里就是为了那些将要写出来的词，为了那些全世界的读者都将读到的词。我在那里也是为了她，为了这个孤独的女人。她愿意独自跟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愿意白天黑夜的每一秒都成为我最爱的人。

　　除了我，世界上空无一人。事实上，您是我最喜欢的人，我也是您最喜欢的人，胜于世上的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共同生活，是的，永远在一起。但我们也知道，时间流逝。时间已经流逝。我们还剩下一些时间，必须写些什么，说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勇往直前。爱。爱得更热烈。爱谁？爱您，爱我。是的，爱得更热烈。

　　我们不知道。您和我，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相爱。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多么动人的故事！多么伟大的爱情！我们不在一起生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一起生活，因为我们越来越相爱。

　　我这样说：在这种神奇相遇中，在从此以后出了名的“80年夏”，有一种声音。她的声音。完整的说话方式，去寻找字句，找到正确的、真正的字句的方式，并经过冷静的思考，让这些字句呼之欲出。

　　我听她说话，听了好几个小时。我听见了什么东西，看见了什么东西。我很快就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让我们说日常用语的声音吧），口述文章的声音，正在写作的声音，试图看到某种东西，叫出某种东西，每时每刻都试图存在，存在于真实中的声音，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这是一种努力，一种张力，一种痛苦，一种随时随刻都存在的魅力。

　　比如，她说“我们去图克”。我很喜欢她说“图克”这个词的方式，我对她说：“再跟我说一遍。”她笑了，又说了一遍，为了我，也为了她自己，把这个词又重复了一遍：图克。

　　她说话时，好像在创造这个词。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从来没有。那是一些简单的词，陈旧的词，日常用语，廉价的故事。讷韦尔1少女在广岛。好像只有这样普通、平凡才能使词、句和阅读具有魅力。

　　应邀朗读作品。

　　当她在电影《大西洋人》中朗读作品时，她既是这些文字的作者，也是自己的声音的作者。一种让人赞美而又令人不安的巧合，好像她对自己写出来的这些文字理解得更深了。重新创造文字，是的，好像简单的词意味深长，掘之不尽，好像可以说了再说，直至意义消失，只剩下声响。

　　“谁写的？这是谁写的？”她问。她高兴地发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

　　我和这个女人走进了这个故事。这个写作的女人，难以想象的女人，因自身而激动，因全世界而激动，因为不公正，因为美，因为痛苦，因为爱，因为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她和我，因为那个发生在她与我之间又不仅仅发生在她与我之间的故事而激动。不，并不仅仅发生在她与我之间。她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然而，不应该知道得太清楚。像大家一样，吵架、辱骂、干坏事、做饭，也做爱。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什么都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中的成员，因为我们无法与人类分开，因为她写作，也是为了全世界，正如为了我一样。因为我也在这个世界上。

　　她说：“扬，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个英雄。不要太自信。仅此而已。我不知道您是谁，我们都不知道。”

　　我一天天被扯进这个故事，好像这故事一天天开始，好像被我中途遇上了。她让我进入了她的故事，她的那些故事。什么故事？不知道。我一无所知。我试图弄懂这个故事，但我对发生的事不怎么明白。我只知道我在那儿，和她在一起，一直在那儿，并将一直呆下去。我在那里无能为力。她在那里也无能为力，她和我对什么都不负责，就像两个被扔在世界上的孩子。吃饭。写作。我在那儿，在床上，在厨房里，在汽车中，在欢笑中，在辱骂里，在文章中，在她口述她创造出来的文字中。我被迫呆在那里，无法逃脱。她看守着我，看守着一切。我除了呆在那儿，别无选择。我呆在那儿仅仅是为了她，完全为了她，直至再也呆不下去，直至想离开一切，直至想自杀，直至再也不见她，直至感到恶心。她站得挺挺的。我不该看别人，永远只能看她，看呆在那里的她，看在那里写作的她。她不停地看我，一直看着我，不放开我。这真无法活下去。难以忍受。我是她最喜欢的人，她是我最喜欢的人。

　　怎么办？怎么坚持？怎样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让时间流逝？怎样安排这些时间？这些日日夜夜，我们对它无可奈何。我想走。她说：“别走了，因为您还会回来的。您不可能不回来。没别的办法。”

　　确实，我总是回来，我一直在那里跟您呆在一起，呆在您身边，与您保持那种难以忍受而又必需的亲近，保持随时建立而又破坏的联系。那种联系，每一天、每一夜都被创造出来。她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那种联系，她被迷住了，但同时又想摧毁它。好像爱情就像一个点，永远达不到，却又存在;已经存在，一个精确的点：明亮而又说不清楚。她说：“别想弄明白，您弄不明白的，世界上谁也弄不明白。没有任何东西要弄明白。我自己也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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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两情相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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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补充说：“如果您不乐意，您可以走。您在这里一无所有。只有两个包。好，关门走吧！我摆脱您了。终于摆脱了！”

　　3

　　我在那里必不可少，又毫无用处。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但我不能走。我们相爱，我们不再相爱。这又重新开始了。什么重新开始了？写书。我们又开始写书。不可避免。有一天，我说：“如果我明天死了，如果我明天自杀，您会在两个星期内写一本小书。我敢肯定您会写的。”她说：“扬，求求您了，别说这话。别说了。不是一本小书，而是一本书。”

　　我们都沉默了。

　　我们去里斯本，参加杜拉斯的电影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和她正式出门，我不知道站在哪里好。她没有把我介绍给任何人，什么都没有说，把我扔在一边不管。在法国大使馆的会客室里，她把《80年夏》送给大使，并说：“您看见了，扬 · 安德烈亚就是他。这本书就是题献给他的。”大使跟我打了招呼。我想离开众人，想走，不呆在那儿。

　　在晚宴上，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便说：“什么都不干。”她坐在大使身旁，在桌子的另一边，听见我的话后，便很大声地说：“您刚才说得太好了。应该坚持下去。”我不知道看谁好，不知道怎么吃。她继续和大使说话，然后又对我说（声音一直很大，全桌人都听见）：“好极了，应该有勇气说这些事。您无所事事，这千真万确。”

　　大家都沉默了，接着又开始交谈起来。我最后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好像她并不在场一样。我忘了她。

　　我常常听到《广岛之恋》中的那句名言：“你爱我，多么美妙啊！”这句话我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爱，就要彻底地爱，包括身体。肉体也要相爱，是的，是这样。还要做爱呢！也需要身体，皮肤。她说：“瞧，扬，我的皮肤很嫩，那是因为季风雨。您知道。是的，皮肤保护得很好，只有脸受摧残了，其他部位并没有受到影响。大腿，您看我的大腿，它们又长又结实，活像小伙子的大腿。大腿没有变。我运气不错。”

　　这是真的。我们真的是同龄，我们相爱，不断重复、永不枯竭的总是这种爱。一种真正的美使它得以更新，并用文字表达出来。用某种文字。她说：“如果一个人聪明，他在什么事情上都聪明。写书、园艺、爱情……一切。要么是十分聪明，要么是一点不聪明。”

　　我这样说：“聪明是没有止境的。聪明就是创造，就是奇思，就是欢笑，大笑，什么都是。从窗口扔出手提箱、打架、辱骂也是。我们要的就是智慧。因为在生活中，在生活中的这些事件里，首先有您和我的智慧。我们不能抛弃它。共同生活的痛苦。那不是痛苦，但说到底还是痛苦。爱情故事，那不是痛苦，然而也是痛苦，厌恶一切，厌恶生命，厌恶您，厌恶我，然而又不是，因为我们相爱，因为我们让此事变得很了不起。相爱，共同生活，您把它说了出来，写了出来。在床上，在书中都如此，我丝毫不怀疑。‘像铁一样硬’，正如您说的那样。我不怎么明白，但这是您对我口述的，这些谎言，这整个故事都是我用打字机打下来的。但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故事？‘站着睡觉’，正如您说的那样。这一切，全部，生活中和书中有关您我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全都是事实，都是真的。我们都相信，我们都说，我们都做。一切，爱情和书，剩下的一切。直到尽头，直至现在。今天它还在继续，因为我正在写您，我在写。是的，在写。”您说：“扬，您只有一件事可做：写。”我做了。我写了。

　　我可以这样说：她创造，并且相信自己创造的东西。她创造了我，给了我一个名字，给了我一个形象，叫唤我，从来没有人像她那样叫过我。她日夜给我词汇，一些词汇，她的词汇。她什么都给，而我呆在那里，我就是为了那些词汇呆在那里的。我不提问题，什么都不问。在那些年当中，她好像一次也没问过我喜欢什么，从来没有让我点过菜，每次开车兜风都是由她决定去哪里，她从来没有想到要问问我想去哪里。从来没有，她没问过我想吃什么。没有，从来没有。根本没有。她说：“扬，这些酸醋韭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于是，我做了十天酸醋韭葱，每次她都很高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所有不喜欢韭葱的人甚至都不配活在世上。那些人不存在，我们不想认识他们，决不。那些不喜欢韭葱的人多么可怕啊！后来，不吃韭葱了。接下去两个星期吃的据说是越（南）式色拉。只吃这东西。

　　她也说：“告诉我，您能去哪里？您跟一个著名的、十分聪明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您什么都不用干，吃住免费。全世界的人都想取代您呢！”

　　说实话，这倒是真的。然而，我有时也不想吃韭葱、喝中国汤、吃都柏林土豆，不想在凌晨三点钟去奥利机场，不希望她老是在那儿。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不想成为她最喜欢的人，不想再爱。

　　她说：“这不可能。”

　　我很少说话，但我还是有说话的时候：“杜拉斯我受够了！杜拉斯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杜拉斯结束了！”

　　她让我发火，让我骂，然后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不，别这样说。这不是真的，您跟杜拉斯决不会完。您知道这一点。”

　　我们没完。没有停止，不可能停止。一切都重新开始。从来没个够，还不够，要爱得更热烈。是的，是这样。故事，永远没个完。陈词滥调，类似“卡布里，完了”那样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疯狂大笑，架吵了又吵。

　　“扬，干吧！您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决不是。爱我吧！您只能这样做。我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我照办了，服从了。最神奇、最出奇、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竟然能行。书写了，剧本和电影一切顺利，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她说：“杜拉斯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她没有笑。她回到了十五岁，已经在从事文学创作了。她在文学当中，她毕生都在创作，不惜一切代价。别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我也不重要，我在那个故事中一钱不值，因为是她创造了一切，从头到尾，一切。她说：“您知道，我什么都不编造，您知道我从不撒谎，从来不曾撒过一次谎。我不是在搞文学创作。我是在写书。您到底明不明白？”

　　我假装明白。我做爱，我在她的口述下做饭、写书、开车。我在那儿，我完全属于您。您呢？有时，我们跳舞，您很喜欢跳舞。您说：“我舞姿完美。没办法，就这么回事。不会跳舞的人，不动的人，总是让人担心。”

　　“写作，就是寻找适当的运动和速度。您相信吗，那也是一种跳舞方式？”

　　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不这样说话。

　　她珍惜生命，好像每时每刻都是捡来的一样。非常紧迫。似乎明天将不存在，似乎已没有未来，好像必须永远生活在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这种现在虽然短暂，但它战胜了一切，充满了一切，充满了空间和时间，充满了我和她以及全世界。这种现在就像永恒一样，每时每刻都可以产生。

　　您就是这样：没有计划，不知道干什么，处于一种野蛮的、原始的状态之中，和匪窟中的土匪差不多，接近否定之手，像那些甚至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却两手空空仰天祈祷的古人，像所有那些人。您独自跟他们在一起。而我也在那儿，跟他们跟您在一起。

　　我们在那儿，那些书在那儿。可以读读书，只需翻开书，只需读书，真正地读每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您和您的读者在一起，和读这些文字的我在一起。但您又是谁？现在轮到我这样问了。

kuangsan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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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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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她经常不想再写，经常想离开一切，离开文字和生命。然而，事实上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活着，在写作，在爱。爱一切，爱全世界，爱牡蛎。爱疯了。爱深夜沿着塞纳河散步，一直走到讷伊桥，然后回到圣母院。

　　“您看那堆石头，那壮丽的灰色，那条河，塞纳河，多美的名字。您再看呀！”

　　在一家小酒吧里，她看着所遇到的人的脸，她想看懂她面前的这张脸的什么东西。她看着，她看出了什么东西，但她什么都没说。我随她看，后来，总是那么突然，她不看了。必须马上回圣伯努瓦路。世界变得可怕起来，难以忍受，她再也不想在世界上露面了。她想藏起来，关在房间里，什么都不干。她开始骂我，讨厌我，说：“这个世界是这么不公平，这么可恶，我得躲得远远的，离开您的那副恶相。”就是这样。我无可奈何。

　　她走进房间，坐在书桌边。是的，也许她要写作。她拿过一张纸来，要找一个词，再找一个词，她要开始写作，她不能陷入如此巨大的痛苦中。不，她不会自杀，她要写作。

　　她写了。她叫我过去，说：“我给您口述点东西，我们看看怎么办好。”

　　于是，她停不下来了，她不会放弃，什么也不放弃。不放弃生命，不放弃爱情，不放弃我。“不，扬，留下来吧，您能到哪里去？”她又能到哪里去？我们只能呆在那儿，坐在桌边，听文字前来，来到声音中，来到纸上。她被自己写的东西惊呆了：“这是我写的吗？”“是您写的，”我说，“是您写的。”“对，这可是真的。太美了！”

　　我们坐在桌子的两边，不管是在巴黎、特鲁维尔还是在诺弗勒堡；不管是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什么东西都不会存在，除了显现在纸上的文字。

　　然后，就像离开细细端详的那张脸一样突然，必须停止了。文字不见了，她停止了写作。她认为也许没必要写作了，认为自己做不到了，认为自己不会写作了，认为自己不会再写了。她什么都忘了。她沉默着，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应该去开车了，我知道她得离开书桌，离开房间，离开她不想再写的东西。她糊涂了，她再也不想弄明白了，因为她太明白了，她看得太清楚了，以至于痛不欲生。不仅仅是痛苦，也许其中还有些事实，这些事实，她不能一下子说出来，不。她需要的是故事，也需要爱情的故事、残忍的凶杀故事、平庸的故事。必须写故事，否则就要自杀，就要死。

　　“走！我们去市场买点韭葱，我想喝汤。”

　　接着，她又说：“怎样才能写出‘不朽’这个词？怎样才能不写这个词？我没办法。您也同意我的看法。必须找找别的东西。”

　　这就是她所做的事。我们去市场，去买土豆、韭葱，四个就够了。她完全忘了一切，文字正在形成，所有的字正在组合。她在想晚上的汤。她看着标着价格的牌子，说：“东西真贵，让人难以置信。”她看着品名、价格，说这些东西她全想买。“拿三包咖啡，家里老是没有咖啡。”她忘了，她想享受生活了。

　　然后，她又回到书桌边，继续写。词句回来了，中间词跳开了，涌来的是别的词，并非要取而代之，不，不是为了占位，不，而是想说别的东西，想靠边站。从那个空荡荡的地方站到事实当中。什么事实？不知道。文中没说，也不会说。她从来不会让自己大讲真理，不，决不会。她写作。不做别的。她知道必须找一些别的词，重新创造一些十分古老的词。她说：“我们差不多都不会写东西了。我们能写出比《圣经》第一卷，比《创世纪》更好的东西吗？不，我不相信。那种简单的叙述法，一句顶一万句。”

　　还有第一个白天和第一天晚上。

　　“我希望已经写下来，那会使我很高兴的。怎样才能做到敢写呢？然而，我写了。您看吧！”

　　您写了。字写出来时，故事写出来时，我每次都很兴奋。我知道您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您不会死的。死神最早也要等到书写完以后才能来。您会把书写完的。您不会放弃的，既不会放弃书，也不会放弃我和您自己，不会放弃去市场买东西。

　　您正在口述那一幕，缺乏照片见证的那一幕：横渡湄公河，与那个将从漂亮的小卧车里出来的男人相遇，那个北方的中国人，您的第一个情人。我们在诺弗勒城堡，坐在那张大桌子边上，面对着花园。我等待着词汇，我用那台我很喜欢的打字机打着。那是一台黑色的打字机，很高。您对我说，那是战争时代的产品。我们写到了那个年轻女孩，戴着男帽，脚上穿着妓女常穿的那种嵌着箔片闪闪发光的鞋子。那就是您。您倚着舷墙，再过几秒钟他就要递烟给您了。而您呢，您说：“不，我不抽烟。”您看见了中国人手指上的戒指，戒指上的钻石，金钱，爱情和将来的故事。您母亲将感到很高兴，高兴而非痛苦。而您将写出这个风靡全球的故事，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它总是那么崇高，总是写不完，六十年后还在写，不倦地写。而我呢，我在您身边，把您说的话用打字机打下来。我试图跟上您，不打错。有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比如说，您讲起您的小哥哥保尔，讲起那段爱，讲起小哥哥的死。保尔永远活着，完整无损。您讲不下去了，您的声音哽咽了，您哭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我停止了打字，等待着。会过去的。后来，事情过去了。您接着说，顺着故事的线索往下说。埃莱娜 · 拉戈奈尔出现了。拉戈奈尔，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您说：“我也是，我喜欢这个名字。您会喜欢埃莱娜的。她曾发疯似的爱上了我。为了我，她会放弃一切。她喜欢我。”

　　您我发疯似的爱上了这个故事。我们寻思，如果那个小女孩救家庭于苦难之中，如果那个中国人娶了年轻女孩，结果会怎么样。不，不可能的，那个中国人不会娶她，事先就知道了的。那辆黑色的“蓝旗亚”轿车开进了官邸的花园。我们越来越喜欢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那些文字我们都背得出来，我们熟知那个故事。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您向我口述着那个故事时，我们才发现那个故事。我们发出惊叹。我们说，是这样，接着写下去。我们都差点要鼓掌了，好像在剧场里那样。接着，当您说到“保尔”这个名字时，您的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您说：“这个孩子的死，我的小哥哥，我的爱人的死，我受不了。一点都受不了。永远受不了。死亡。那种爱，我受不了。”

　　书每天都在写。书写成了。这本书就是《情人》，1984年由子夜出版社出版，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用您的话来说是在“全球”取得了成功。小女孩的故事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了欢迎。全世界都喜欢这个故事。人们情不自禁。谁都不能不喜欢。

　　然而，1984年春您在诺弗勒城堡向我口述那本书时的声音消失了。那种声音，那声音中的激情，那些文字是怎么出来的？从何而来？为什么来得这么自如？为什么跟我讲述那个故事，那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故事？您问我：“您喜欢吗？我敢肯定您喜欢。您也喜欢那汽车。说吧！说您喜欢！”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在打字书机前等待。我知道会继续下去，您会重新顺着故事的线索讲下去。我不想开小差，怕错过了第一个字，怕跟不上您口述的速度，怕不得不让您重复某个词，结果使您忘了下文。后面究竟是什么句子您还不知道，但快要讲出来了，快要打在我面前的纸上了。我不想错过。有时，节奏加快了，您说得更快了，我也打得越来越快，打错了一些字。“书写没关系，我以后会改的。”我们就这样一直把书写完。天天如此。直至故事结束。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几年以后，又出现了一本书，写的是同一个故事：您，情人和我。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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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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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我们再不写那个故事了，然而，大家都喜欢书中的人。不，您不喜欢。但我喜欢。我母亲您会喜欢她的，我敢肯定。”

　　我们露出了微笑，我们笑了，继续写这个故事。故事正在写，我现在就在写，在继续。我可以重读那些文字，试图找回那种声音，看见那张脸。她正在写作，没有看我，什么都不看。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我身边的那个身躯，它不存在了，再也不存在了。那个身躯消失了，那双眼睛再也不张望了，不看树，不看大西洋，不看深夜的电视，不看湄公河，不看一望无际的稻田。那双眼睛再也不看了，什么都不看。

　　然而，怎么能相信，怎么能相信这是真的：您不在那儿看着我了。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因为从此以后是我在写您，给您写信。所以，什么都没变，您还在，跟我在一起，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我听到您在笑，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是的，一起笑。那笑话让我们捧腹大笑。这一切，我们当时就看见了。我们还在笑。

　　所以，这没完。没完。我仍然在那儿。您看见了，我在写作，我在巴黎。是1999年的春天。我在想您，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样才能不想您。像傻瓜一样想，严格地说，没有思想。我敲打着“奥利维蒂”牌打字机的键盘，白色的外壳，黑色的键盘，从事您毕生从事的工作，把某些事情继续下去，对您说：“这并没完。没完。因为我还在，因为我仍然和您在一起。我永远永远也不会把您忘记。”

　　您说：“行了，别来那些陈词滥调了。您知道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自己写些什么东西，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果我们相爱，如果您爱我，那就再跟我说一遍。您爱我吗？回答我！”

　　我回答说：“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一切。”

　　还要更爱。

　　是的。我想像您一样，成为您，第一次来到这群岛。我还想呆在那里，等词汇从您嘴里出来，从您头脑中出来。等待从那里出来的词汇，等待已经写下来的词汇，已经印成书的词汇，我可以读了又读。等待美妙的词汇，我和世界各地的读者可以第一次读到。您在那儿，所有年轻的读者都在那儿，他们独自或和您一道阅读那一个故事的全文，那也是我们的故事。从我读到《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的第一天起，从我第一次往圣伯努瓦路给您写信起，从您第一次给我开门起，从“80年夏”的第一个吻开始，从第一个晚上开始，从早晨的第一个吻开始，从第一次咒骂和第一本书起，那个故事就不会结束了。一辈子都不会结束，天天如此，直至厌倦，直至一钱不值。

　　而您也精疲力竭了：“结束了。我要死了。跟我走吧！没有我，您一个人怎么办？回来吧！”

　　我没有回来。您于1996年3月3日上午8点15分去世，死在圣伯努瓦路寓所的床上。我没有回来。我扔下了您。您死了。我没死。我仍活着，我在这里给您写信。

　　您发笑了：“瞧他把自己当作什么了，当作一个作家了。”您笑了，说：“除了写作，您没有什么可做的。写吧，不管写什么。您有一个极好的题材，一个珍贵的题材。是我这样跟您说的。别装作行家里手了，写吧！没必要自杀。别干蠢事。”

　　这个题材是什么呢？

　　这时，您露出了微笑。您的脸变得跟孩子一般，他对神奇的知识浑然不知，却又无所不知。那微笑可以说充满了您的脸，您的头脑，您的思想，您的心。您说：“那题材就是我。”

　　所以，我现在听您的。再次听您的。我写您。我根据您写作。事情并没有完，我还在，我没有死，我没有随您而去。然而，我天天想念您，我听您的吩咐：写作。

　　她索取了一切，我奉献了一切。完完全全。除非没有任何东西可索取了。我还在，完完全全在。不是为了她，不。在那里的是她，我在那里是为陪她。但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儿，在她身边，紧挨着她，却从不曾停止与她分离。她要我的一切，甚至爱情，甚至要毁灭我，甚至包括死亡。她想竭尽全力相信这种美丽的幻觉。她相信。她想尽办法，想把一种完整的爱情，把每时每刻都写进书中。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知道我不会就范，会抵抗，不会再做什么。然而，她坚持不懈，想得到更多，就像是一种英勇而徒劳的挑战。对她对我都一样。她什么都想要，她要一切，又什么都不想要，什么都不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作这种尝试，希望我和她能合二为一，然而不行，这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在所有情况下都失败了。她知道这一点，她知道她和我不但不能合二为一，而是一加一等于三。暂时的解决办法是引入第三者：写作。这种办法在尝试，一直在重复使用。这不能说出来，必须像秘密一样藏在我们心底。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普通的、平常的、人道的方式，不能说的话决不要说，否则会毁了什么东西。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天真而老练。真正的假天真，忘掉这种天真。就像必须忘掉这些文字、这些书一样。也必须忘记上帝。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让爱情更加伟大，让爱情更加明显，更具体可见，让它可以见得到摸得着。好像有这种可能似的。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字写出来了，有时您我会意一笑，完美的微笑。精确的一点，不会消失。不会消失是因为这是我对您说的，是我为您写的。因为事情并没有结束，而是像以前一样在继续。它不能停止，我们不能分离，词汇源源不断地来临。永不间断，直至永远。

　　5

　　我并非一钱不值，但确实是我，扬，日日夜夜、随时随地陪伴在您身边。您说：“没必要打电话给别人。打电话给您母亲、您姐妹，这没必要，因为有我在。我比别人聪明得多。您没有朋友，只认识一些无用之人，一些超级窝囊废。到了这种地步，真让人害怕。”

　　我取消了曾让人安装在我巴黎房间里的电话。没必要。电话一响，她就过来问我：“是谁？”我不回答，继续说话，好像她不在跟前听似的，然后匆匆放下电话。我不再打电话，不给任何人打电话。她说：“不管怎样，这没有什么不一样。反正您也不说话。”

　　晚上，在夜色中，我们锁在黑色的小汽车里，沿着河边兜风。“您看，这就是湄公河。这条河真是不可思议。世界上还有比它更漂亮的河吗？看，水面的那些灯光，怎样才能描写出来呢？因为我们看着它们，它们只为我们而存在。不，我们对它们毫无办法。”

　　接着，她又说：“我从来没见过谁的车开得这么差。我害怕，我要回去。没必要晚上来散步。”我说：“那以后就别再出来了。”她说：“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我的车。属于我的。您从哪来可以回哪去。我都不知道您从哪来。滚吧！让我安静点。”

　　当时，我想说几句话，故意突然刹车，让她痛一痛，要她的命。我说：“可事情并不是这样。世界并不是一无所有，还有爱情呢！”

　　她朝我转过身来，看着我。我察觉到有一丝冷笑。她说：“算了吧，您的爱情和那些闹哄哄的东西，给别人吧！您是疯了还是怎么的。我们回去吧！”

　　“我看见我的脑袋在太平间里。我没有脸了。扬，快来，快点。”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间，您一直清醒地意识到死亡的来临。清醒得十分残忍，让人受不了。可以说，死神已经来临。您也这样说。您问我：“我今晚就要死了。您相信吗？”

　　有天晚上，我跟您聊起天来。只要您谈起死，您就不会死。“哎，您说呀。告诉我说我要死了，而您却活着。”您看着我，一副惊愕的样子：“说得不错嘛！”您平静下来，然后我们接着说话。

　　您活着，谈论着自己的死亡，谈论着通往死亡的道路。您不再离开您去的那个地方。别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

　　“拿这个我不熟悉的东西怎么办？怎么对付它？怎么办？扬，您告诉我。我们一同自杀，您觉得怎么样？我给您钱，去买一把手枪。我们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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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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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您。我说：“好啊。谁先开始？谁先打死对方？”我看见您露出了微笑，看见了您眼角的微笑，您好像才十岁。“我先开始吧，然后再看看情况如何。”

　　我们俩都笑了。笑得仰面朝天。我们捧腹大笑。您说不，这办法不好。别用手枪。我们另找东西。于是您找啊，找啊，想找到什么。您知道其实这并没有必要，您很快就会死。几个月后，几天之后就会死。您现在就差不多已经死了。然而，没有，您还活着，您还在。您在吃，在走，您和我在一起。您说：“我们需要钱过冬。我们写本书吧！”于是，我们又重新开始，重操旧业。您写着，您不会死。您不可能死。您向我口述了几个句子，持续的时间很短。总是书面语言，还带逗号。您听着句子，您忘了。您无法把句子重复一遍。

　　您想出了一个书名：《待消失的书》。

　　“这很美。起书名，我总是很棒。您觉得我能结束这本书吗？我能写完这本书吗？说实话！”

　　我说：“您每次都说同样的话。从第一本书开始，您每写一本书都这样说。”

　　您没有回答，您知道我在撒谎。这将是您的最后一本书，您将写到最后一天。临死前三天还在写。直到最后一刻您还想写，想做您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写作。

　　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您还没有睡，我们在看电视。您坐在客厅里那张红色的大扶手椅上，我躺在布满坐垫的沙发上。那些坐垫有的是您好多年前做的，有的是在旺夫门跳蚤市场买的。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我不时地看着您。您在打盹，您睡着了，我怕您摔倒。我监视着您的一举一动。但您没有掉下来，您每次都及时立起身来。

　　后来，音乐突然响起。也许是首华尔兹。舞曲出现了。

　　您站了起来，开始跳舞。跳了几秒钟。我也站起来，我们一起跳舞。走了几个舞步。跳了没多久。您精疲力竭，在那张红色的大扶手椅上坐下。音乐声停了。

　　晚上，我起床到您房间里去看您，看看是否一切都好，看看您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那儿。是的，您睡了；是的，您在呼吸，一切正常。灯亮着。我也可以睡觉了。

　　最后那几个月，您常常在半夜里起床，穿过套间。您没弄错，您还知道方向，知道我睡在哪里。我睡了，很累。门开着，我听见您的脚步声。您总是细心地穿上皮鞋。我听见您朝我房间走来。您开了灯。我睁开眼，看见了您。我问：“是谁？”您说：“是我。玛格丽特。”

　　“坐到我身边来吧！”

　　您坐到床沿上，架着腿。

　　“您这样不冷吗？不穿衣服？扬，不管怎么说，这没有坏处。聊一会儿吧！”

　　您说着，谈起往事，谈起电影剧本的素材。您问我对那个电影拍摄计划怎么看。我想睡觉，头脑迷迷糊糊。您继续说着，无法停下来：“说说话有好处。整天睡讨厌死了。”

　　六点左右，我看了看表：“您回房间去吧，我想睡觉。雅米娜九点钟要来，我得睡觉。”您看着我，站起身来，使劲全力，“砰”地一下关上门。我听见您说：“我跟隐居者生活够了。我得尽快换人。这种生活，如此无聊的生活，我再也无法过下去了。”

　　也许，我不应该睡觉；也许，我应该再听下去，再呆下去，再爱下去，永远没个够。无法想象最后的一天马上就要来到，无法想象。因为您整夜整夜地说话。我们应该讲得更多，对，好好讲讲。可是，讲什么呢？编造一个爱情故事，比书中的更伟大。但怎么说呢？这怎么可能呢？

　　有几个晚上，我想睡觉，我要您走，回您自己的房间去，独自面对死亡。有几个晚上，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把您打发走了。我赶走了您。您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房间里等待死亡，从无一句怨言。第二天，您又回来了。

　　我们俩独自关在圣伯努瓦路的这个套间里。我们在等待最后的那一天。我们只知道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您很快就要死掉了，没必要再跟您说笑话。

　　我们在那里不知干什么好。我们吃东西。我强迫您吃东西，我用小汤匙喂您吃。您吃着，您还有力气吃东西。有时，您从我手里接过小汤匙喂我。您喂我吃东西的动作就像在玩，好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好像您说您跟我一样，我们俩很像，像两个孩子。死神并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在玩，一直在玩，从“80年夏”开始，甚至在这之前就开始了。“你寄给我的所有那些信”，您想起来了，“那些信我都留着。我用那些信写了一本书《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布列塔尼的犹太人，我就是这样叫您的。是我这样对您说的。”是的，吃吧！吃吧！必须吃饭。“不。”您推开餐具，叠起餐巾。您来来回回叠了几十回。我继续吃着。您只玩餐巾，摊开，把手放在上面，好像要把它熨平一样，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餐巾一折为四。我说：“别玩餐巾了。很烦。”您看着我，说：“您不知道，我总是对颜色感兴趣。我太喜欢这种红色了。”您继续玩餐巾，摊开又叠好，叠好又摊开。看餐巾的颜色，别的都不重要。红色。弄清楚它是怎么存在的。

　　是的，我们在那里等待。时间流逝。每天都像是偷生。又活了一天。我每星期给您洗一次澡。我把您抱到浴缸里。您大叫：“您是不是想把我杀死？您就是这样杀老妇人的。”您泡在水中。我擦着您的背、您的胸、您的臀部、您的脚，我给您洗头发。您叫道：“杀人犯，我早知道我会被您杀死。”我继续给您洗着，一句话都不说。我碰到了您的皮肤，您瘦瘦的，就像湄公河边的那个女孩一样瘦。中国北方的那个年轻的情人看见并且爱上了那个女孩。我把您抱出水面。您说：“我冷死了，我快冻死了，一点不骗您。”我迅速擦干了您的全身。我给您穿上一件长袖汗衫，一起到您房间里去，给您吹干头发。您很喜欢吹头发。您站在壁炉前，对着大镜子照自己的脸。您很喜欢浴后这么休息一会儿。接着，我给您洒了一点花露水。您搓着手，说：“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这种花露水。这东西一定是您的。”

　　最后一个澡，最后一餐饭，最后一个微笑，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我们事先知道哪天要死，知道一切都有可能随时停止，不，不会的，我们活着。我们濒临死亡，但我们还活着，我们生活在一起。肉体还在，互相接触，有时还互相抚摸。晚上，我们互相抚摸着脸，想认出什么东西，抓住什么东西。看见什么新的东西，想再写些什么东西。也许吧！谁也不知道。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就当一切都好。好像时间不会停止，必须勇往直前，全身心投入，不要弄虚作假，体验一种激情，一种爱情。因为它很快就要停止；因为它不会停止；因为我在写您，这还没完；因为我在跟您讲述发生了什么事。

　　那场爱情确实还没有过去。它还在，凝固在那儿，没有名称。关于它，我什么都不说，我不知道。那是您一手创造出来的。事情还没发生，我就知道那是真的。但愿一切都是真的，以及您和我。我不知道这怎么说，但您知道。因为您每天都在写，都在寻找那个词。不单是那个词，而是那个词前后的别的东西。在我无声之词的窟窿里面寻找。我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您也说过，我也说过；因为我们今天还在写。一如既往。第一次，在这之前的第一个字。

kuangsan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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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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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把您的姓“杜拉斯”与您的存在、与您、与您的身体分开。从此以后，只剩下这个姓，举世闻名的姓：杜拉斯。这三个字本身就包含了所有的书名和您写的一切文字，也包含了署名为“杜拉斯”的那个女人。这是作者的名字。它印在封面的上方，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这个姓译成外语还叫“杜拉斯”，到处都一样。这个姓单独成了普通名词，被读她的书和不读她的书的人，甚至被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的人们广泛使用。它毁誉参半，被人妒忌，遭人诬陷，受人虐待，似乎一钱不值。这个名字可爱而被人爱。它不属于哪个人。它属于大家，属于读她书的人，属于第一次读《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兴高采烈地喝康巴利酒的那些年轻的读者。它也属于别的人，属于读不懂她的书和没读过她的书的人。没读过她的书，离得远远的，这也没关系。因为杜拉斯的名字已经写下来了。全世界到处都能见到她的名字，只要打听一下这个名字，只需买一本书。书上有她的名字。谁想得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得到这个名字。它不可能被人忘记。不，不可能被人忘记的。我的名字，扬，也不可能被人忘记。决不可能，它已经被您永远地写进书中了。即便不叫这个名字，它也不会消失。

　　今天，您的身体已经消失三年了。没有躯体了。事实上，自1996年3月3日以后就没有躯体了。在那个星期天，您的躯体很快就被送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太平间里去了。我不想再见到那具一动不动的躯体，也不想让任何人见到您已经死去的躯体。那就像是一种耻辱。不要这样让您暴露在别人眼前，暴露在世人眼前。星期天下午五点左右，您的躯体就已经离开了圣伯努瓦路的寓所。圣伯努瓦路空空荡荡的，平台上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一辆灰色的救护车把您运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殡葬间。您乘车穿过巴黎，没有我。我留在家里。应该发出通知，应该告诉大家您死了，说3月3日的这个星期天，上午八点，杜拉斯死于巴黎。我将宣布这一消息。我做了。我告诉法国新闻社：杜拉斯死了。法新社向杰洛姆 · 兰东1核实这一消息，说不定是开玩笑呢！我说没错，您的确死了。几小时以前死的。这是真的。我们可以宣布：全世界再也不会有署名为杜拉斯的新书出版了，再也不会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殓房看您。您穿着我前一天带给殡仪馆的衣服。您穿着那件墨绿色大衣，那是您自己做的，布料是在旺多姆广场买的。是《情人》出版后您的出版人送给您的。

　　“您知道我是谁，我不付钱。这是我的出版人杰洛姆 · 兰东送给我的礼物，您知道吗？不管怎么样，我不付钱。您把发票寄去。扬，给他地址。”

　　那天，您在旺多姆广场的那家商店里买了三块布料，准备给自己做几件大衣。您说：“我不会感到难为情的。我跟他说买两块，但我现在要买三块。您选一块红色的，草莓压碎的那种颜色；一块驼毛色的，一块墨绿色的，车厢的那种颜色。”

　　您躺在那里，脸淡淡地化了妆，涂了口红。您很正常。我没发现您有什么变化，没有。好像您在住院。我坐下来，等待。什么都不想。我在那儿等着，就像个傻瓜。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无事可干。一切就绪。3月7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将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向您告别。然后，您将去蒙帕纳斯公墓。殡仪馆的人说，您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就在路边，靠近主干道，进门后靠左，在门的另一侧，萨特和波伏瓦也葬在那里。您想，那是个多好的地方。

　　我站在您面前，等待着。您再也不说话了，眼睛不再看东西。我看着您的脸，不敢碰它。我不想碰到您冰冷的皮肤，我不能够。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不能碰您。这个已经死亡、冰冷、僵硬的躯体，穿着墨绿色的大衣和浅色的皮鞋。那双鞋是在马勒泽布大道的“金鞋”鞋店里买的。那天，您买了两双鞋。那是在夏天，我们要去特鲁维尔。您说：“我没鞋穿了，得去买鞋。”我们去了“金鞋”鞋店。您给我买了一双凉鞋。漂亮极了。“我说，在特鲁维尔，谁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鞋。”女售货员让您在贵宾留言簿上签名。我们对那几双鞋感到很满意。

　　我看着您。

　　我看着面前这张闭着眼睛的脸。它没有睡，它没有死。然而，它死了，的确死了。我无法拥抱您。所以，您真的是死了。

　　星期四上午，从殓房出发去圣日耳曼教堂。您在浅色的木棺中。我想我还记得里面铺着一块白布。您的头枕着一个白色的小垫子，一块白床单遮住了一切，只露出脸。我还能看得见您的脸。

　　仪式要开始了。一个妇女宣布说到时间了，她用一块白巾盖住您的脸。从头到脚，只剩下一片白。是这样。再也看不见脸了。人们盖上了棺材，盖子用螺钉拧紧了。您的躯体关在了木棺里。

　　我们穿过巴黎，来到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摄影师们在拍棺材，争先恐后，你推我搡。他们想最后再给您拍一次照。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神甫来到教堂门口接您。您的躯体由四个男人抬进了教堂。一直抬到祭坛前。棺材被直接放在石板地上。

　　大家背诵着“圣父”，为您的躯体祝圣。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是为您而来的，他们围在您身边，和您在一起。我不敢去碰离我一米之遥的棺材。我不敢抚摸那浅色的木头。我不敢。

　　我们来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棺材被放在一个很深的洞穴中。有三个位子，由此可见洞有多深。接着，人们用水泥把盖封死。这样一来，您就完全被封在巴黎埃德加－吉内大道三号，蒙帕纳斯公墓的这个洞穴之中了。您的石板上刻着“玛格丽特 · 杜拉斯”几个字，上方是生卒日期1914-1996，前面还有两个字母：M · D1。就这些。名字和日期。就这么简单。人们可以在石板上看到您的名字，您的名字刻在石板上。

　　我差点想做一件事，这我呆会儿再讲。这时，负责葬礼的那个妇女对我说：“先生，您可以在棺材里面放一件东西。这是习俗。您可以在他们完全把盖子封死之前放进去。”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您身边。您的脸要消失了，永远消失。您的肉体将不复存在，将永远消失。在参加葬礼的前一天，我曾想，我可以把一本书放在您的棺材里，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一本：袖珍本《情人》。

　　白布已经蒙上您的脸。在最后一刻，人们问我是否想把什么东西放到棺材里。我说没有。也许是因为害羞吧！我想做个什么动作，但没做出来。我听见有人说：“怎么搞的，连一本书都没有。”

　　当棺材盖上盖子时，我的书仍放在口袋里没有掏出来。

　　就这样，我曾想对您说，我想念它，想念那本书，想念正在写那本书的您，想念那本要消失的书。它留下来陪我了。我可以一遍一遍地读它。我们很喜欢那个词，那个句子：“这里是S · 塔拉，过了河还是S · 塔拉。”您笑了，说：“这个句子，应该把它写下来。”我们重复着那个句子。不断地重复。有一段时间，我们到处说，在汽车里也说：“这里是S · 塔拉，之后还是S · 塔拉。”您作了些变化，自己说着玩：“啊，多漂亮的句子！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还想再写。”后来，我们渐渐停止了。您说：“多烦人啊！”

　　好了，完了。葬礼结束了。我扔下了您，让您被封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的那个洞穴中，就在那条种着椴树的路边。可以扔下您了，可以去罗斯比德酒吧喝一杯了，可以去吃饭了，可以去达莱西别墅一位女友的豪宅里跳舞了。什么都可以做了，可以生活在一起了。您已经不存在了，您的躯体已经离开了我们呼吸的空气，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我进了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吃，跳舞，笑，什么话都说，生活中的语言。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也没有任何别的话可说。没有。再也没有了。而我并不想说话，我不想谈起您。我不悲伤。我一文不名。我没有工作，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时间。和您在一起时，打发时间很容易，我总是那么忙，整天干活，随时随刻绷紧神经对付您：关怀您或者伤害您。不好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为了让情况好转，尽量好转而应做的事，在1996年3月7日星期四那天都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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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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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几天，我又回到了公墓。我看到鲜花枯萎了，看见了那块临时性的墓石，上面刻着您的姓名和生卒日期。我不敢在您面前停下脚步。我没能让死神止步，这就像是一种折磨，一种耻辱。我不希望被人撞见、被人看见。那样的话就太蠢了。就这样。我坐在不远处的一张长凳上抽烟。我戴着墨镜，什么都不想。我不能想象您的肉体正在腐烂、变黑、变形，变得一无所有，再也没有笑容，没有文字，没有爱情，不再散步，不再辱骂，不再刻薄，没有韭葱土豆汤，再也不写书，除了封在棺材里很快就要消失的这具躯体。很快，这具躯体将荡然无存。只剩下这个姓。剩下您从来就不喜欢的这个与花相同1的名字，以及这个姓，这三个字：杜拉斯。这个姓暂时写在一块石板上。这个笔名，这个您自己选择的姓，这个您父亲的家乡洛特－加龙省的一个地名，这个献给全世界的姓，属于喜欢它的人。“是的，爱我吧，依然爱我，爱得还不够。我还要写，写您，换种方式称呼您。我要再写一本新书。我将用我现在还不知道的名字来称呼您。我会找到的，我很善于想名字，想书名。写书，没有比我更有本领的人了。”我们俩都笑了。我们说，是的，我们会这样做的。我们将去特鲁维尔，呆在黑岩公寓里，呆在您的房间里，呆在悬在大西洋上方、被您称作“黑屋”的房间里，“80年夏”那个房间，初夜的那个房间。您我一同去。“来，别害羞，到我这儿来，我将向您展示我的躯体。来，抚摸我的身体。”我照办了，您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对，再来，爱我吧，爱得更热烈一些。”我照办了，我只做您要我做的事。您不知道，我竟到了不能离开，不愿离开您和您的生活的地步，以至于跟您在一起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心里动荡不安，由于您，由于正在写的书，由于您的爱，由于您对我的拒绝。我不知道怎么办。您说：“会好的，别担心。这种厌倦的时刻会过去的。事情总是这样。我也是，有时，我再也忍受不了。后来，又挺过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一切照旧：白天、黑夜、红酒、书、电影、叫喊、假装出走、试图逃跑。“扬，我知道您会回来的。您能去哪？”您露出微笑，然后又像从前那样许诺我：“我再也不会对您不好了。我发誓。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晚上一个人出去喝酒都行。我才不管呢！您干什么都行。”

　　这不是真的。您不撒谎，但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会改变的。

　　您说：“不，我不坏，我很聪明。”这是真的：您不坏，但您离恶、离坏只有一步之遥。不坏。确实不坏。

　　您从来不伤害别人，只管自己写作。您不会到达真正作恶的地步，但有时却免不了作恶。我问您：“为什么您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您说：“请原谅，我毫无办法。世界是难以容忍的。我什么都不想要了。连您也不想要了。我想摧毁您的生命。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我不知道如何摆脱。我想一切都完了，没必要了，一切都不存在了，一切都完了。”

　　今天，我这样说：您有时确信我们被抛弃了。您相信您母亲并不爱您，她只喜欢您的大哥皮埃尔。您不能容忍别人不爱您，不能忍受。您爱那个女人，您的母亲，爱她胜过爱世界上的任何人。她只爱您一个就够了，应该只爱您一个人。《情人》出版后，您说：“我原谅了所有的人，原谅了全家，甚至原谅了大哥皮埃尔。大家都变得可爱了。他们全是一些可爱的疯子。”

　　“不！我们没有被抛弃。”这是我跟您说的。我相信您随时都想在我身上印证这句话。

　　“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您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我不明白。是为了钱？可您知道您什么都得不到的，一个子儿都得不到。您为什么还呆在这里？您是谁？我不认识您。”

　　可能的，这是可能的。这是真的，我留下来了，和您在一起。我不离开您，您也不离开我，除了1996年3月3日发生的那件大事。我们不分离。就这样。谁也无法改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上帝没有抛弃您。永远不会抛弃您。无论如何也不会。哪怕您忘了他也不会抛弃您。

　　他看着我们。

　　我只这样说：您绝没有被抛弃，您的母亲、我和上帝都没有抛弃您。因为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您都在寻找词汇，写出了一些文字、一些句子和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故事。如“卡布里，结束了”，还有马赫的曲子，舒伯特和埃迪特 · 皮亚夫1的曲子和歌：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会爱上你，这真是疯了。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我也疯了，我哭了。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直到1996年2月29日，您毕生都在寻找真实。必须写出这些真实，让人们在每一页都能读到这些真实。人们听到您在讲这些真实。您在寻找词汇，您找到了，您把它完完全全地说了出来。您就是这样生活。

　　您经常这样说：“我不搞文学、不搞电影，我做别的事情。”然而，您在写故事，简单的故事，让人流泪的故事，让人开心的故事。您喜欢卓别林，喜欢查理1的所有电影。它们让您哭，让您笑。您说：“真是个天才，绝对的天才。”我说：“您融拉辛2与卓别林为一体。您生活在这个神奇的时代，惊人的喜剧与真实的严肃的时代。天真而严肃的真实。就像那些孩子，他们玩得很认真，知道自己是在玩，但忘了那是一场游戏。”

　　您说：“杜拉斯并不存在。”您说：“杜拉斯就是作品。”我说：“杜拉斯这个名字含有神圣的意味，只要阅读就够了。真的，懂得阅读。读懂文字，读懂字里行间的东西，读懂书中真实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读到某些真实的东西，谁都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那就是正确的东西，美的东西，也是简单的东西，您会看见，读的时候和读完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寂静。文字是多么微不足道，但又是那么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文字，世上将一无所知，什么都没有。也许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最早的那些男人想证明某种东西。也许是爱情。光说出来是不够的。怎么说呢？怎么说‘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不，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写下来。必须让加尔各答失宠的那个副领事对法国大使夫人这样说3。必须由您，玛格丽特 · 杜拉斯把这些话写出来。”

　　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

　　否则的话，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不能谈，不能说，没有爱情，什么都没有。

　　您去世前一天对我说：“请您原谅我的一切。”我今天仍然这样对您说：“有什么要我原谅您呢？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您想让我原谅什么我就原谅什么。可是，不该由我来原谅，我想，也许需要原谅的恰恰是我。到底原谅什么？必须原谅什么？原谅爱得不够，永远不够。我也一样，爱您爱得不够。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我也同样，我对您也不总是公平、公正；我也同样什么都想干。不仅仅是为了您，不，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和您一道。说实话，是为了您，也为了我，为了书。我们在“黑屋”里把书和爱情都献给了众人。

　　这就是我要跟您说的话。这些话您早就知道了，而我却不知道。您瞒着我，因为知道这些东西也许太让人受不了。太沉重，会让人自杀，会让人不想承认。所以，还是需要过日常的生活，需要夫妻之间的爱，需要妒忌、刻薄、不信任。重新看了《音乐》，并作了修改，所有那些情景都不要相信：手提箱被扔到了外面；“结束了，我再也不爱您了，您是个大笨蛋。”我挥拳揍您，您说：“扬，求求您，别把我杀死，我身上到处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要报警了。我不想死。”还有，在郊区的小酒吧里喝酒，不固定哪一家；晚上在布洛涅森林中散步；车门用钥匙锁了两道，戒指藏在座椅下：“扬，谁也不知道我们把它藏在这里。强盗们为了抢戒指会把您的手指都砍掉的。”您说：“我在想，人怎么会去卖淫。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您看着来来往往、东张西望的男人、女人和喜欢穿异性服装的人。我们在恐惧中看着，想起了所有那些人。我们和他们一样，因为我们也去那里，在布洛涅森林里。两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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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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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所有这一切和剩下的一切都无法说出来；写作和电影拍摄计划、许诺，以及诸如“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然后又改变主意，做别的事去了。必须写作，每天都得去基依伯夫，到拉马利纳酒店去喝一杯，看渡轮从勒阿弗尔那边，从塞纳河的另一边前往杰洛姆港：“看，扬！那艘船多漂亮啊！它在开动，在横渡塞纳河，在忙自己的活，只忙自己的活。”于是，我们也上了渡轮。我们从汽车里钻出来，您站在船舷边。过渡需要几分钟。您看着水，看着塞纳河，看着那条河，说：“湄公河。”

　　我们上岸，沿塞纳河一直开。有时一直开到维尔吉埃，然后又乘渡轮回到基依伯夫。后来，在一本书中将出现艾米丽，出现一首曾经失踪但全世界的人都读过的诗，出现了她和他，船长及其夫人。“我爱他们爱得发疯。我从来不曾写过这样一本书，如此真实，让人要哭要叫。”

　　那本书叫做《艾米丽 · L》。

　　7

　　对，大家做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我们跟大家一样。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命运是相同的，痛苦是普遍的，人人都有痛苦。只有一种爱。您我之间的爱也不例外。从此以后，您的肉体就消失了，因为您死了，因为您躺在蒙帕纳斯的公墓中。我去那里看您，却又不敢看。我沿着墙打那儿走过。那是个封闭的、有人看管的地方。晚上，门关了，您被关在里面，有人看守着您，就像加尔各答的官邸。在您所有的书中，到处都是封闭的、有人看管的地方。这里也是，刻在石板上的名字有人看守。来访有时间限制。我不敢看您的名字，不敢读您的名字和您的生卒日期。

　　那是什么意思？

　　3月3日的两星期后，我离开了圣伯努瓦路五号。我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都死了，那套公寓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它已经不存在了。我提了两个大包，去您留给我的那个房间，它在同一条马路的另一头，在花神咖啡馆附近。“至少您会有个藏身之地。扬，我不想让您露宿街头。”

　　是的，我穿过马路，来到那个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后来，我感到害怕起来，越来越少出门。我整天吃、喝得更厉害。我吃了几个星期的比萨饼，然后又吃了几个星期的古斯古斯1，接下去又吃了几个月的春卷、越南菜和中式色拉。我不再出门，我害怕了，不想活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杀死，我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不加选择。我看着，我看见了画面，我听收音机。不听法国音乐台，不，只听歌曲，只听一些无聊愚蠢的东西。一切都不错，一切都适合我看。我再也不看书，只看报。我每天出去到报亭买《解放报》和《世界报》。我决定在窗口上吊。我在窗角用皮带系了一个圈，爬上一张椅子，把头钻进圈中。好了，头进去了。试验成功，后来，我又想，身体太重，会把皮带绷断的，或者会把窗框给拉下来。我想，我只会被勒一下，但吊不死。这不是个好办法。我想起了地铁，想起了塞纳河，想起了手枪。但怎样才能买到枪呢？我这副样子怎么去买枪呢？我不能这样出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不洗澡，不刷牙，不洗头，脸也不刮了。人们会觉得我是坏人。脏兮兮的一定看得出来。脏兮兮的衫衣，脏兮兮的被单，成堆的报纸，红酒瓶、白酒瓶、玫瑰红葡萄酒瓶，所有的瓶子都扔在地上，堆得像小山似的。几个月后，地上几乎全是报纸和酒瓶。无处落脚。但剩菜剩饭我还是扔到外面去。我想，至少不要搞得臭气熏天。我头脑十分清楚，有一点点醉，醉得恰到好处，可以随时睡着。再也没有白天，没有时间，没有黑夜，我生活在那堆垃圾中。这句话很贴切：我就是一堆垃圾。这对我有好处。我至少是一堆垃圾。我什么都不想。我不想您。有时我想起您，我便说应该去公墓了，上坟，拿掉枯萎的花朵，整理一番。我上不了公共汽车，上不了出租车，无法横穿圣日耳曼大街。我怕跌倒，怕遇上什么人，怕别人看见我这副样子，怕别人问我情况怎么样。是的，很好。我都不会走路了。快关门了，我才迟迟来到烟草店。我要抽烟，这使我不得不去那儿，不得不穿过大街，去买一包本森牌香烟。我浑身发抖。我怕自己走不到那里，然而，我每次都能走到那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有烟了，可以抽上几天。那个年轻的中国人马上会给我送酒来。还好，我还没有自杀。我甚至不再想自杀。我躺在床上，抽着烟，听着收音机里的东西。一切都好。我活着。谁会到这里来找我？我关在这个垃圾堆一样的房间里而您却不在。这不是抑郁，不，仅仅是一种疲劳，巨大的疲劳，一种自“80年夏”起就产生的疲劳。这完全是由那种生活，那些书，由您，由我，由我们一起生活所引起的。

　　我坚持不下去了，精疲力竭。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我没有工作，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对付。我不知道没有了您，一个人怎么办。我不想没有您，是这样。我不想跟任何人，甚至跟我自己谈起您。我不会真的忘记您，但离那天并不远，因为我厌恶极了，以至于不想看您活着的样子。我回忆起您在巴蒂尼奥勒太平间时的脸，回想起穿着绿大衣和浅色皮鞋、一动不动的躯体，这些我都看见了，它使我确信：您的确死了。您的肉体消失了。再也没有身体要照料、要洗、要喂东西、要抚摸、要爱、要哭、要笑。再也不必奉献了。您的躯体再也不会碰我，把我死死地搂在怀里了。

　　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我还活着，而您已被埋在蒙帕纳斯公墓那个极深极深的洞穴之中。我没有别的办法，必须离开尸体。不能把它留在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里，哪儿都不能留。能拿您的尸体怎么办？您一经证实死亡，我就忙开了。得把尸体搬走，让它消失，不该让任何人看见。得由殡仪馆来负责，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知道怎么做。至于我，已经结束了。我不能再为您做什么了。我让您离开了。

　　现在，我在圣伯努瓦路的这个房间里，您在蒙帕纳斯公墓。这样说吧：您不在了。身体毫无用处，它不是人。尸体毫无用处。

　　我的身体虽然没有洗，但毕竟是个活物，因为我能吃，能喝。我没能自杀，我不能自杀。不管怎么说，古老的禁令仍在：你不该杀人，你不该自杀。

　　我不说话，不思想。然而，正是这一点，也许正是这一点救了我，使我每天都这样想：明天再说吧，看看有什么办法结束这一生。我不痛苦。一点都不痛苦。我不再哭了，除非当我在电视中听见您的名字，在报纸上读到您的名字或看到您的照片，伽利玛出版社的第四期通讯上有一张您的照片，《世界报》第一版也有里夏尔 · 阿韦东拍的一张照片。我看见了您的目光。您看着正前方的目标。这目光是如此栩栩如生。您谁也不看，也许是在看我，因为此时此刻，是我在看您。谁知道呢？不，我觉得您茫然若失，目光看着看不见的东西，您并不在人间。我仍看着那张照片，我把它剪了下来，贴在床对面的墙上，然后不再看您。

kuangsan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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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儿。我活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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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对您来说，只有写作是重要的。我完全弄错了，爱情从来就不存在，那都是被书逼的。我对您来说一钱不值，是个窝囊废。真的。
　　1996年3月3日前的几个星期，您曾说：“对我来说，死，没什么，但对您来说就严重了。您会发现，没有我，没有我的日子将很艰难。几乎难以忍受。”
　　是的，确实很艰难。远不止艰难。您呢，没有我您怎么办？怎么在没有我的那个地方生活？我不知道。我呆在这个越来越脏的房间里，我不再下楼倒残饭残菜，房间里已经有臭味了，有苍蝇，还有小虫子。我门窗紧闭，不再去报亭买报纸。算了。只有那个年轻的中国人每天晚上七点左右送东西来，一碟菜，两瓶红酒，还有香烟。我用信用卡付款。卡还能用，里面还有钱。在这二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空酒瓶，多得我不时地摔跤，在酒瓶上滑倒。我就这样整天躺在床上。我等待着。您的脸慢慢地开始消失了，但我全然不知如何结束我的生命。我什么都不再想象，酒弄得我昏头昏脑。我胃疼，火辣辣的，想吐，里里外外到处都是脏东西，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您在蒙帕纳斯的那个洞穴里，在那个墓中。没有任何人照料您，这我可以肯定。那里会变得跟我这里一样，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我得出去。我许诺，我说，明天一早，我就去利普大厦前面搭出租车，我要穿过马路去那儿。这没什么，我做得到。我有墨镜，不会有问题的。准备外出的时间拖了很久，后来，又不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下不了楼梯，我会摔倒的。我去不了公墓，哪儿都去不了。我留在房间里，重新睡觉、喝酒、抽烟。我等待着。什么也没等到。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98年7月30日，我说，既然我没能自杀，既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既然我不会饿死，仍然活着，那就是说我应该活着。我活着，根本不想自杀，我在跟自己开玩笑，我真蠢。突然，我讨厌起这种蠢举来：竟如此生活在这种肮脏之中，生活在这种垃圾里。要一块白汁小牛肉，换上干净的床单被单，洗澡，洗头。做完这一切后，我又恢复了原样。变得很突然，很明显。
　　我打电话给我母亲。我流着泪，说：“来看我吧。”她第二天早上就来，和我的继父皮埃尔一块来。他们从洛特－加龙省开车来。我预先告诉他们：“我重了二十公斤，三个月没刮胡子，浑身发臭，得扶我下楼。”母亲说：“我们明天早上九点钟到。”其他什么都没说。晚上，我开始刮胡子。之所以决定刮胡子，是想让人看起来更像样、更像个人一点。还想得到刮脸，证明这个人还可以。我花了很长时间，首先用剪刀剪，然后用剃刀刮。我在浴室里照照镜子，认出了自己，我还活着。母亲要来了，1996年3月3日以后她就在等这个电话。她知道我活着，她要来看我，几小时以后就到。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只有一句话要说，一切都一如既往。我是个宠儿，绝对的宠儿，没写字，没写书，没写故事。像识字之前一样可爱。在我诞生之前，在字诞生之前。写作，这真没必要。文学其实一钱不值，不应该搞文学，应该干别的事。您在每本书中所干的，您现在仍和我一起做的，正是那种事。运用文字，忘记文学。达到如下目的：真实。爱情。对您和对您的书来说，我应该都是最可爱的人，惟一的，独一无二的。不要别的任何人。我接受一切。我和您在一起，只和您在一起。您为我而生。胜过任何人。所有的爱情故事，全世界所有的爱都将经历那种爱。哪种爱？什么爱？我不知道。不应该知道。不应该把它讲出来。
　　1998年7月31日，上午九点，母亲到了。我们拥抱。皮埃尔提着两袋脏衣服，发臭的衣服，我关上门。我走下楼梯，我能走。我惊魂未定。我有几个星期没有走路了，汽车停在楼下的门前。汽车发动了。我离开了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我们穿越法国，前往洛特－加龙省。我张望着，张望着。看着一切。后来，在高速公路边，我吃了一个火腿奶酪三明治。很好吃。面包是新鲜的。好吃极了。我好像听见您说：“您看，这并不是太难，饿了就吃，您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您要活下去。必须活下去。就像现在这样。不要提出什么问题。没必要自杀。那是幼稚的行为，因为无论如何，死亡是存在的，所以别去惹它。没有意义的。和您母亲一道呆在家里吧。您会好一些的，您会写作。您会写我，我跟您说过这话，您还记得吗？我跟您说过：‘我是一个珍贵的题材。是我跟您生活在一起。’行的，您会把它写得非常好。很容易写。我敢肯定。但首先应该好好吃，好好睡，忘记一切，忘记我。是的，就这样做。以后，我们将更多地在一起。这一点我敢肯定。爱情将更加深厚，它像我应该能写出来的一本书中的爱情一样，这本书我早就写出来了，您还记得吗？所有这些书，我都无法忘记。那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啊，多么了不起的爱情啊！就像生活中的一样，好像它从未结束，好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这样跟您说，扬，事情没完。别再哭了，这没必要。来吧，我们去奥利机场逛逛。我很喜欢奥利机场的夜晚，当飞机不再起降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很喜欢通往奥利机场的地灯。您看，那条地灯的弧线。”
　　我看着。我们穿越法国，来到了洛特－加龙省。我们甚至看到了标着杜拉斯村名的路牌。我们置身于葡萄树中。我们来到了阿让1。我在那里呆了三个月。我在那里休养。母亲在那里照料我。我呆在她身边。我出去散步，沿着运河走。我能走。我走着，不那么害怕了。会好的。我远离了恐惧，开始阅读。我读于连 • 格林2的书。我可以阅读了，能够读懂些什么了。行了。我开始说话，和母亲说话。她听着。我们俩一起大笑。我们开着玩笑，一起做饭，一起玩。她也好多了，因为我在那儿，因为我没有关在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里死去。不，我没有死。我睁开眼睛。儿子没死。还没有死。我又开始给某些人打电话或写信。
　　我说着同样的事情：我在这儿。我活着。
　　我在看一本书《忧郁I》。作者是个挪威人。书中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我都能写出来。我打电话到卑尔根1，我问：“您就是乔恩 • 福斯吗？”他说：“是的，我就是作者。”“我是拉尔斯。我是埃莱娜。”拉尔斯疯狂地爱上了埃莱娜。拉尔斯总是提着两个十分沉重的手提箱：他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住在哪里。不知道把那两个沉重的箱子放在哪里。
　　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到图卢兹附近的一个乡村。我去看一个女朋友和她的儿子。我不敢乘火车，我坐出租车直到拉巴斯唐。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奇迹：巴尔塔扎尔。那是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也许就是那个灰眼珠的小男孩2。也许就是我。我立即就认出来了。他独自跟母亲生活在乡村里，住在那座大房子里。独自生活在母亲和父亲的爱中。他每天早晨上学之前都要给在巴黎的父亲打电话。那孩子不仅仅聪明，不仅仅有天赋，不，不仅如此。那孩子十分漂亮。他什么都知道，但不想说出来，他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他不想给人以痛苦。同样也不想让我痛苦。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我。他很羞怯，这是他随时关心别人的结果。他不想以牺牲别人、反对别人为代价来显示自己的聪明，他想保持善良，不想作恶。他不会作恶的，但有可能会由于疏忽而损害别人，所以，他很小心，小心自己，小心别人，小心我，小心他母亲、他父亲。他在那儿，已经不知所措了。他很孤独，这一点他自己知道，但他一点都不忧伤：他爱这整个世界。他有一种无所不知的天真。
　　我非常喜欢这孩子。我爱他，我不能把这话告诉他，我会写信给他。这更方便，我会写信给他，就像写信给别人，给我自己一样。
　　您喜欢这孩子，喜欢巴尔塔扎尔。我跟您一起喜欢他。我们一起看着他。我们为他担惊受怕，我们看着他的眼睛，他那昂得高高的脑袋，“80年夏”的那个男孩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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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儿。我活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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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1998年11月16日，我走了。我决定回巴黎，我离开了洛特－加龙省，离开了阿让这座城市。您父亲曾在那里的师范学校上学。我一直到了杜拉斯镇，看见了普瓦蒂埃的那幢屋子。那是一座废墟，就像《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中描写的那样。院子里种着一棵树，墙还在。这棵树已侵入毁坏的屋内。我去了公墓，看家庭的合葬墓。上面写着您的名字。公墓在田野当中。四周静悄悄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好了，我独自作了这趟来访。在您去世之前，您曾想回来看看您父亲的坟墓：“扬，我们要去一趟，我求您了。我想再看看那个地方，那个乡村，我父亲孤独地死在那儿，远离我们，远离我母亲，远离他的孩子们，远离我。”而我却不想作那趟旅行。我第一次死不让步。我怕您死在旅途中。几个月来，您虚弱极了。每天，我都觉得是您的最后一天。每天早晨，您还活着，这就是一个奇迹。我不想看见您死在外面，死在路上，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呆在这个套间里，独自跟我在一起，只跟我在一起。我不想让别人看见这具躯体死去。我不让您跟外界接触。我知道这其实没有必要，您已经忘了这个世界，您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您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和我呆在一起，我们互不分离，我和您一起等待真正的死亡。我们只等待死亡，其他什么都不做。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分心。我们不知道3月3日将是个好日子，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不知道离这一天没剩几个星期了。我们还以为会一直拖下去呢！我有时真相信您是不会死的。您肯定不会死，您不会扔下我，扔下这个世界；不会停止写作，停止张望；不会不看巴尔塔扎尔，不会不再看我。有一天，那是1996年初。您说：“杜拉斯完了。”我没说话。我不想说什么安慰人的话。假话是行不通的。必须永远说真话。您说：“完了，我再也不写了。”我斗胆回答：“这本书，应该把它写完。这本要消失的书，我们把它继续写下去。”您看着我，然后说：“不，完了。这您知道。”
　　我低下了头。
　　两人都沉默了。
　　那趟杜拉斯之行，我只身前往，没有您。请您好好原谅我。1996年3月3日之前，我不想带您去那里。您可不能死在旅途中。可事先谁知道呢？我怎么敢面对这种丑事：杜拉斯死在路上。不是死于车祸，不，是正常死亡。不这么说又怎么说？一个疯子陪着她作这次旅行，那个疯子不知道死亡已近在咫尺。
　　我不是疯子，您也没有死在法国的道路上。您在圣伯努瓦路五号家中的床上，您抓住我的手，我的臂，紧紧地抓着，直至早晨。没有人看见这一幕，除了您，除了我。我们看见什么了？什么都没有看见。我发现您的心脏不再跳动了，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您停止了呼吸，从此以后，您的躯体再也不动了。就这些。
　　您在哪儿？
　　我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谁也想不到您会在什么地方，除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还有别的时空吗？我们不能想起那个词：永恒。那只是个词，被用滥了。那只是个词。然而，我们能发现词中某些真实的东西，有时，是短短的一瞬，极短的时间，几秒钟，甚至还没有几秒，那还是偷盗来的。事先谁也不知道。没人通知，但它却存在。我们相信了。这就完了。很简单。
　　3月3日的前几天，您坐在那张红色的大扶手椅中，昏昏欲睡。您不看电视，您几乎什么都不看。我坐在那张布满坐垫的沙发上，看着电视中的画面。突然，您站了起来。我没有动。您站着，靠着扶手椅。我在您身后几米远的地方。我看着您。后来，您想走到桌边去，就在那时，我看见您的身体倒了下去，很慢很慢，动作极慢。我冲了过去，就在您的头要碰地的一刹那，我用手托住了您的头，没让您的头碰到地上。在我用手托住您的头，没让您的头碰地的那一刹那，您看着我。那目光分明在说：“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我知道您爱我。
　　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永远不会彼此相忘，永不分离，就像现在这样。
　　“您没办法让我长生不老。您无能为力。我也同样。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躲不过死神，我很想和您呆在一起，再呆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没什么，您知道。这没什么。”
　　您的躯体在蒙帕纳斯公墓的那个洞穴中，这说明什么呢？人不在了。那又怎么样？我还活着。我在想您，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没有别的什么要说。无数读者，遍布全球。孩子们也开始读了。很喜欢。就像第一天那样。
　　我又重新开始想您，后来有一天，我明白了这一点：想念某人，想念您，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想念？世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没有回忆，没有任何痕迹，没有时间，只剩下爱情，也许这就叫想念。这个要创造的词，是不是在它存在之前就能写出来？
　　“不，不可能的。这不能写。求求您了，让我安静点吧！听到这样的事情很让人厌烦。来吧，我们到外面去，去勒阿弗尔。我们去看海，看船，看海鸥。这对您会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去开车吧，我等您。”
　　是的，我们去了勒阿弗尔，一路唱着《蓝色的月亮》。这首钢琴伴奏的歌，在诺曼底的道路上，在全世界的道路上，人们开车时都唱这首歌。您和我也在那辆车里震耳欲聋地唱。“《蓝色的月亮》，是的，扬，我们唱吧！”我唱走调了。管他呢！我们唱了几个小时。后来，必须回去了。得干活了，得写书了。最后一本书。
　　8
　　您经常说（事实上，有时是这样）：“您不用写作，不用干这活，多幸运啊！”
　　我没有任何义务。我拥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可以什么都不干，一丁点儿事都不干。没必要干。一切都正常，不必改造世界，改造人。一切都很美，一切都很漂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是完美的。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真正地看看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上，人人都将各得其所，安居乐业。有时，我觉得世界上并没有恶。作恶是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人们不懂得爱，仅仅是跟某个人生活在一起，和您也行。这下把您惹火了，您气得发疯，说：“我们不能这样呆着，什么都不干。这太难了。让人要自杀。我曾试过，我受不了。我写作，我拍电影，写剧本。我不能呆在那恶魔般的电风扇下，像在加尔各答一样。我不是安娜－玛丽 • 加尔迪。不，决不是。是我创造了那个女人，谁想要她就可以要她，这个贫穷的女人献出了自己，关在加尔各答的法国官邸当中。是我写的，这个女人完全是我创造出来的。我愿意取代她，成为她。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写她的人。仅仅如此。是我把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关起来的。在书中，她是欧洲音乐的希望。您也是我创造出来的。没有我，您一钱不值。您就是那个灰眼珠的男孩，您就是阿加塔的兄弟，您就是‘大西洋人’，您是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蓝眼睛，黑头发，您是死亡的疾病，也是情人。我都忘了，是我在创造，您是一个躯壳，只有我知道您的什么东西。我无处不在，在特鲁维尔、巴黎和诺弗勒城堡的房间里，您到处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这样做。我写作。我只写作，忠于这美妙的苦差。写作，试图成为您，躺在那儿，什么都不干。试图弄清真相。我必须随时随地创造您。
　　“您是谁？我忘了您的一切。您从哪来？您让我害怕。您在这里是想杀我。是这样。老实说，一次说清。说吧，别整天闷着。别以为沉默很聪明。这毫无用处，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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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儿。我活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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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又开始了。又重新开始了。我烦死杜拉斯了。我在那里干什么？和您呆在一起，忍受着这无聊的生活。忍受着您。一个可怜的女人和那些文字，那些要写的书，老是重复同一本书，同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嘛！
　　“闭嘴！就这么呆着。我只求您不要自杀。我知道，您什么事都不干，这是很难的。但还是不要自杀吧。您发誓。”
　　我没有发誓。决不发誓。我只说：“我和您呆在一起。我不走。我不死。”
　　“我一直在想您要去哪里。您没有住处，没有朋友，谁都会把您赶出去。只有我接受了您。您这个家伙，我不知道您究竟是什么人。也许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不知道，我不相信，我比你聪明得多。是这样。这很明显。”
　　我留下来了。我试图重新出走，离开这个房间。我去了奥斯特里茨车站附近的一个旅店。那里的旅店不贵。我带了一个手提箱。我睡了一整天，晚上便去车站的自助餐厅喝啤酒。我和那些坐火车的人，乘车离开巴黎的人混在一起。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在某座城市里，某个屋子里有人等他们。有的人行李很多，手提肩扛的。他们知道些什么东西。
　　我看着他们，喝了很多啤酒，然后回旅店。通常，这种情况最多只能持续两三个晚上，然后，我在深夜里开始打电话。我听到了您的声音：“是您。您没死。您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我在哪儿，我再也不想见您，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忍受不了您，忍受不了杜拉斯，忍受不了您的所有那些故事，极其无聊的故事。您说：“够了。您喝得太多了。告诉我您在哪里，我去找您，我们喝一杯。我们可以永远分手，如果您愿意这样的话。我同意。和我生活在一起是难以忍受的。和一个作家生活在一起是难以忍受的，这我知道。走吧，要和我生活在一起，非大才子不可。好了，算了。您忍受不了我，这我明白。我们一起去喝最后一杯酒吧。”
　　我说好吧。她说：“我就来。”我们喝了一杯。我们不分手了。她说：“您演的这场闹剧真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还是我掏的旅馆费。您一分钱都没有，真不可思议！而我却忍受下来了。好了，我们沿着塞纳河走走吧，一直走到讷伊桥。”
　　9
　　“我是杜拉斯。”
　　这是您在1996年3月3日前几天说的。您还说：“杜拉斯完了。我再也不能写作了。”
　　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这是真的，知道您现在很快就要死。不知道生命，对，是这个词，不知道生命是如何维持的。然后是另一个词，死亡。
　　我说：“我们继续写书。”
　　“不，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写了。到此为止了。”
　　怎么办？怎么说？什么都不说。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您都知道不写作意味着什么，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希望自己口述的内容没有被记下来，没有被谁准确地、贴切地记录下来。你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体力和精力写作了，于是您停止了写作。您不撒谎。您不想信口开河，不想打发时间，不想为消磨时间而写一些平庸的、平常的东西。不，您不让步。直到1996年2月29日星期四为止。
　　于是，没有任何事可干了。只等那一刻来临，等3月3日那一天，面对那一天，您独自跟我在一起，在那儿，在这里，只有您自己知道真情，只有您自己在问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您会发生什么事。您试图弄懂，试图发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您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没有信息。没有智慧。我们面对着虚无。死亡并不存在。
　　“您相信死亡吗？您是不是在开玩笑？”
　　不，我这样对您说，因为我在这里，今天，1999年春的今天，我在巴黎；因为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您曾对我说过：“别这么做，扬，试一试。要朴实，别卖弄，别写些虚假的东西。不，要真实，保持本色，就像我在《大西洋人》中拍摄您一样；照我在黑岩公寓大厅里教您的那样走路。写吧！因为您这辈子不能什么事都不干。说真话，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别那么害羞，别那么敏感，那会妨碍您做任何事情。
　　“写吧，为了纪念我。
　　“不，不是为了纪念。还没到那一步，我什么都不需要。写吧，不为任何东西。就这样。为了在您想接近我的时候忘记我，因为您在模仿我可能写过的东西，借助您而写的东西，不仅仅是借助您而写的东西。相信我吧，人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书。是书，永远是第一本书。已经写了或没写的书，必须不断地读了又读的书。对每个人都同样的文字，每个人都受宠爱，大家都读同一本书，全世界到处都在重复同样的句子。”
　　同样的祈求。祈求读书。
　　祈求沉默。
　　祈求活着而不求明白。试图创造爱情。为了您，为了我不认识的人。也为了巴尔塔扎尔。
　　如果我写作，我就为所有的人而写。
　　为读得懂它的人而写。也为您而写。
　　“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
　　“爱得还要更深。”
　　您想起了这个句子。我永远喜欢这个句子。我不断地重复这个句子，直到什么话都不想再说，直到只有这些话在耳边回响。
　　是的，那是《印度之歌》中的声音。厚重的声音。还有不会结束的舞会。
　　是的。不会结束。我们在那儿。我们准备跳舞。那是1994年12月31日。我们在朋友家里。那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平安夜了。我们一起跳舞。
　　“我一直喜欢跳舞。现在还这样。甚至现在我还跳舞，您看！”
　　您跳起舞来，我紧紧地抓着您，我不想让您摔倒，您也紧紧地抓着我，好像没事一般，好像是第一次跳舞，好像我们将相遇，将第一次说话，第一次交换眼色。具有决定性的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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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儿。我活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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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跳到深夜。好像我们随时都会离别。好像要离别一样。好像从第一天起，从在特鲁维尔大西洋边的那个夏日起，我们就在说再见。在歌声中说再见。卡拉在为我们唱“卡斯塔 • 迪瓦”。歌声在黑岩公寓空旷的大厅里回响，她唱着。独自唱着。她说：“谁在唱？这是我的声音吗？”她唱了起来。随着歌声响起，她死了。在歌声中再见，每一拍都在说再见。这个故事，所有那些故事，您，我，有什么重要的？为什么要写那些书、那些文字、那些老掉牙的爱情？啊，是的，为什么花这力气？告诉我。”
　　这没必要，然而做了。写书没必要，但我毕生都在写书，只写书。于是，于是一无所获。就像这样。而那个人呢，那个神圣的，已经死了的，她在唱。为什么？难道她知道？
　　是，就像这样。就这样，这样挺好，我在这里，在巴黎，多菲内街，我在给您写信。我很高兴给您写信，我不知道吉祥的词是否就是善良的词。不管怎么说，我做了。我在给您写信，我看着您，我继续给您写信，写些字，就像1980年夏天之前那样。信寄出了，却不可能有回复。决没有人会回信。写了几百封信，却还不认识您，甚至没见过您的面，只知道作者的名字，读过她的书。不认识您，您不存在，没有身体，没有微笑，没有愤怒，没有深夜在车中开的玩笑，没有床上的爱情，这些全部没有，只读杜拉斯这个人写的书。
　　只收到您的一个字：来。于是我来到了特鲁维尔，并且留了下来。我没有走，您也没有走。我们呆在那儿。不即不离。两个可怜的人。我们一无所有。那些钱一点没用。毫无用处。那些钱使您很高兴。这怎么可能呢？赚这么多钱，难以置信。您真是了不起。
　　您说：“我要给您买两件上衣，去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圣洛朗时装店。流浪者当腻了。幸亏，我手指上还戴着钻石，人们马上能看出我不是乞丐。而您呢，您那副怪样。不，我想看见您穿得体体面面的。”
　　我们来到时装店，您对店员们说：“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想买两件衫衣，他穿的。我先告诉你们，我要你们给我打七折。我来之前给你们老板打过电话。我自己嘛，我不要上衣，什么都不要。我马上就要死了，不知葬身何方。”店员们说：“没错，我们知道您要来。夫人，请坐。”
　　您坐了下来，看我试衣。“不，不要那件，您看得很清楚，那根本不适合您穿。转过来一点，走几步，让我看看是不是合您的身。”我照您说的做了，走了几步。店员们忍着不敢笑，我却想哭，想把它们全都扔掉。
　　“你们知道，这很适合他，看！啊，是的，扬，您得买这件海蓝色的运动上装。大家都说好。您得买这件。非常适合您，什么都不用改。我跟你们说，他身材一流，模特儿的身材。好，再来另外一件，要花哨一点的。因为我们经常去特鲁维尔，我在黑岩公寓有个套间。拿一件浅色方格细呢的上衣给我看看。很好。就要这件。扬，拿着。我把它送给您了。”我说好。您开始付款，并说：“千万别忘了给我打七折。”
　　我们走出商店。我穿着那件海蓝色的运动上衣。您说：“您在我前面走。”我照办了。我往前走着。您说：“圣洛朗，多了不起！”
　　我在这里，在多菲内街。我又开始给您写信，就像以前一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好像那个3月3日并不存在，好像您包裹在绿色大衣中的躯体并没有腐烂，没有完全消失。是的，有几天，有几个夜晚，我无视您已经不存在了这残酷的事实，尽管再也见不到您的微笑，再也听不到您说话，听不到您的声音，什么都没有了，我仍然给您写信，就像1980年夏天之前一样，就像1996年3月3日之前一样。我什么都不管，继续给您写信。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会改变？什么东西会毁灭、会解体、会分离？什么东西？您告诉我。我没有说您没有死，没有，我没有说过这话，我没有疯。但我说，一切都不会由此而改变。我们并没有分离，因为我在石板上看到了您的名字，在蒙帕纳斯的那个花园里看见了杜拉斯这个名字。只有这个名字，它在别的名字当中。谁都可以写下自己的名字，这是民主。谁都有权写下自己的名字，谁都有一个名字，大家都可以念这个名字。我也可以写下您的名字，重复它，用各种调子唱它，在我觉得合适的时候为它祈祷，读您所有的书，读了又读，作为第一个读者。
　　是的，我相信，每当您的名字被提到，被读到，您就存在了。来世并不存在，生命的持续就在此时此地。永恒的东西随时随地都在产生，存在于那时的东西也存在于现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也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
　　这话，曾跟您说过很难说出来，写出来更罕见。
　　您说，您在一本书的最后（我忘了是哪本书了）写道：上帝，这玩意儿。
　　“是的，我写过。我现在还认为没法不这样说。不可能不这样说。要是老在周围打转就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住口。
　　我们都住口吧。最好还是这样。
　　我住口了。我也跟您一样，认为不该在上帝四周冒险，不该谈论他，要让他安安静静的，他没问我们要任何东西。管管我们自己吧，管管我们自己的事。我们的事就是：爱得更深。当我给您写信的时候，当我想念您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做的。这不是为了摆脱您，离开您，不，恰恰相反，这是为了更好地看见我，看见您，看见您我虽然分开了，却仍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继续给您写信。您说什么，您？
　　什么都没说。我对此不作任何回答。我从来不向自己提这种问题。我写作，却不知道为什么写。不应该知道，否则什么事都干不成。我们总是处在不写的边缘，但我们还是在写。为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抛弃过分的聪明，应该笼统地看东西，不要看得太多，看得太全。应该进入一个特殊的故事，爱情故事当中去。为什么不呢？深入到这个故事当中，一下子进去，忘记一切。忘记您，忘记我，忘记上帝，机械地写作，写些简单的文字，普通的文字，日常的文字。这样可能会很了不起，也很可能会毫无意义。人无法对此负责。它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就像真理一样。
　　是的，是这样。这正是我对您说的，这正是我给您写的。从第一天开始，一直这样写。事实上，这也许并没有必要，根本没必要给您写，确切地写您知道得还不全面的东西，因为故事已完全写完了，您已经把它全部写完了。它是在最真实、最准确、最美丽、最残忍的事实中创造出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您和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了。只有那些文字值得人们一读再读。只有那些书。所以说，没错。完了，您说得对，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这又没完，没有全完，我还在，我负责写您，让人们听到这个名字，了解那场不属于您而属于大家，属于所有读者的爱，说出来，喊出来，继续写它，重复您写过的东西。一字不差、一字一句地抄写，不因此感到羞耻，完完整整地抄写。这样将更为明智，这样，您和我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可以继续相爱。
　　我再也听不到任何东西，我什么都不懂了。只写作。
　　“走，我们到外面去，在房间里闷死了。我需要空气，去我想去的地方，去桑利斯，我很久没有去那里了。快，把车开出来。我最喜欢和您一起开车出去，看看道路，一直往前冲，唱歌。是的，我总喜欢这样。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其他我都讨厌，您也很讨厌，去停车场把那辆车开出来吧，这房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得到外面去。”
　　我们往东而行。从此，换了一个新的方向。

kuangsan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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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真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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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向东而行，这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莫城、桑利斯，多么漂亮啊。这辆新车棒极了，一辆老式小汽车，非常平稳，没有一点声音，一切都很好，没有更好的了。我一直喜欢‘标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您同意吗？我18岁时买了第一辆汽车，二手货。您呢？”

　　汽车在行驶，您我呆在车中，车窗开着，我们随便乱说，我听不清您在讲什么，我唱着歌，您说着话，您唱歌老是走调，这没关系，我唱着歌，开着车。我们从来不下车，我们一直不停地开了几十公里。有时，我们在路边休息站买冰激凌吃，您要巧克力的，我要香草型的，或买些紫香雪糕。您说：“真好吃，尤其是‘热尔韦’牌的，跟别的牌子的完全不一样。您尝尝巧克力的，这是最好的。”

　　我们开着车，您想去哪我们就去哪。“左转，继续走，减速。您是不是想谋杀我？这是您的小伎俩。杀死杜拉斯，这是您想干的。我早就知道。我能认出杀手来。我有这习惯，您知道。”

　　那辆黑色的“兰西亚”驶入官邸的花园。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从车上下来。她只身一人，脸色苍白，皮肤很白，殖民者的白色皮肤。火热，讨厌的电风扇。您看，她独自跟她的司机散了很长时间的步。她不说话，看着稻田，平淡无奇的稻田，贫困。她再也不会想起音乐，想起钢琴。在这里，由于天气太潮湿，钢琴很快就会走调。当客人们问她为什么不再弹钢琴时，她就是这样回答的。安娜－玛丽 · 加尔蒂完了。不再存在了。

　　是的，我看见了，我跟您在一起。我在听您说话，我听见了您的话，您的声音，您说那些话时的声音。

　　“那个女人，她不认识我们，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们。她怎么能知道呢？她谁都不看，她想死，她没死成。她什么都不干。她在等待。等待情人，是的，有时还要等。谁想要她就可以要她，不分先后。我创造出来的这个女人，我看见她了，我给您讲这个故事，我的这个故事。它成了她的故事，也成了您的故事。”

　　是这样。我看见那辆黑色的“兰西亚”开进了官邸的花园。那是加尔各答的法国大使馆，她在那里干什么？

　　“别乘机开一百八十公里，我发现您在暗中加速。马上停车，否则我就打开车门跳下去了。我很害怕。您让我感到害怕。我相信您是想要我死。回家吧。快，调头。”

　　10

　　我于1952年12月24日生于布列塔尼1的甘冈。当时已近午夜，医生对我母亲说：“用劲，不能再等了，我得去做子夜弥撒了。”所以，我其实是在子夜之前出生的，应该是24日，并不是25日。我的外曾祖母路易丝 · M希望我叫拉斐尔。但人们却给我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扬。意思是施洗约翰2。这是路易丝对我说的：“扬，是施洗约翰，而不是写《启示录》的约翰3。”我不怎么明白。我知道我的圣名瞻礼日是6月24日。最近我突然想：别人这样叫我，是因为两个六，两个十二。我敢肯定这是一个巧合，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很高兴地这样想：我被瓜分得很平均，我是一加一。我是左派，又是右派；我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这些我都不是，我在二者之间，在无法界定的时空中，我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我可以占有所有的位置，人们愿意给我所有的工作，一切都适合我，让我感到满意。谁想要我就可以要我，不分先后，绝对不作选择。我是大西洋人，也是得死亡的疾病的男人。我有能力爱您，可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您。爱您，爱别的所有人。爱您，胜过爱别的所有人。是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大家所喜欢的人，属于大家。

　　我可以扔下您，离开一切。不，我不离开您，永不离开。无论如何也不离开。我一见到某个人，一见到您，我就不离开您了。我留下了。我想念您。但并不一直在想。我常常什么都不想。确确实实一点也不想。零。我差点离开人间，差点不情愿地死掉。有时感到巨大的失望。有时，我什么都闹不懂，既弄不懂这个世界，也弄不懂别人，弄不懂我自己。空空如也。一种说不出来的失望。

　　“这没什么。会过去的。来吧！”

　　回来了。我回到您身边。我不离开您，不离开任何人，倒是别人很快就厌烦了。被迫留下，什么都想要却又什么都不能要，这，他们受不了。要什么？不知道。您说：“可您到底要什么？”

　　我没有回答。

　　我也是为了您才留下的。

　　我给您寄信。寄了许多信。这是一种怪癖。由来已久。七岁左右开始的。我给独自住在甘冈那幢房子里的路易丝写信。我给那个曾外祖母写信。我不知道写什么，但信是这样结尾的：“你的曾外孙。”这让人笑了。不是我笑。我不想把这个“孙”字写错，但没做到。我继续写。后来，我不断地写，尽管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给谁写信。不给任何人寄信。后来，我刚好碰到了您，遇到了您的这本书，《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就在康城的那个套间里。我开始给您写信，每天好几封，不可能有回信，直到有一天，您说：“来吧！”那意思是说：我倒要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一直给我写信的家伙，谈论起我的书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让他来吧！

　　我来了。

　　然后便留了下来。

　　您很快就说：“怎么摆脱扬？这是不可能的，我不恨这个家伙，遇到这么一个人是我的命。他留下来了，什么都不干。一个傻瓜。没有任何尊严，我把他赶出去，扔掉他的手提箱，他又回来了。他留下了，一言不发。”

　　您无法摆脱我。我也摆脱不了您。我试图出走，但又回来了。就这样。就是这样。

　　是的，我在那儿是为了记录您说的话，让您写作，而我却一言不发。您在创作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故事，而我却什么都不懂。我就是因此而留下的：不让您停止写作，让那些字落在纸上。但愿这些书能写完，献给所有的人，献给所有的读者。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正等待着他们呢！

　　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我不把自己当作什么人，不把自己当作您，当作杜拉斯。不，这个名字只属于您。您很孤独，孤独地生活在世上，孤独地写作。您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我，不需要任何人。然而，我留下了，我还是留下了。我就这样留了下来，既无法避免，又似乎偶然。“一个祸患，”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假如您留下来是为了钱，我先告诉您，扬，您将一无所获，毫无所获。甚至都没必要抱有希望。”

　　不，我没有任何希望。不希望得到钱。什么都不希望得到。只希望看到您。您依恋着我，我依恋着您，“建立一种愚蠢的、荒谬的联系，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您这样说。毫无意义，是的。然而，它却存在。什么东西存在？它之所以存在，好像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一种不可能做到的证明，永远有待于证实，永远有待于检验。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证明。是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只有文字，只有真实。这种真实总想来到我们之间，有时它也存在，具有一种难以保持的魅力。所以，应该置之不理，应该相爱，更爱这个世界。它回来了，它在那儿。文字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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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真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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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那是1996年3月3日，星期天，上午八点左右，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您躺在圣伯努瓦路寓所的床上。

　　您死了。

　　雅米娜 · B合上您的眼皮，用一条布带把您的头包了起来，想让您的嘴巴合拢。雅米娜是个阿尔及尔来的医生，和我们呆在一起一年了。她负责给您看病。

　　整个晚上我都躺在您身边。您抓着我的胳膊，揉着我的胳膊，您还有不少力气。您抓着我的胳膊，我躺在您身边，一动不动，让您抓着我的胳膊、我的手、我的肩。我知道应该这样，我知道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这就是您能做的一切。

　　您不说话，闭着眼睛。

　　晚上，埃尔韦 · 索尔教授来了。他说您马上就要死了，在几小时之内，最多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毫无疑问。“没必要去拉埃内克医院了，她呼吸没有痛苦，没有脱水，用不着对她进行抢救。”

　　他留下来跟我呆了一会儿。我们谈起1988－1989年间在他工作的拉埃内克医院进行抢救的那九个月。那时出了奇迹，生命复苏了，您回到了人间，完完整整，脸上挂着微笑。这次，奇迹不会再出现了。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我回到您的身边，伸出胳膊，把手递给您。您抓住我的手、我的胳膊，躯体的其他部分一动不动。我躺在您身边，没说话。我知道您已经听不到什么了，只有胳膊和手对您来说还有点意义。我知道您已经死了，但心还在跳，必须等到心自愿停止跳动。六点左右，我决定回自己的床上去躺一会。我离开了您，让您躺在您自己的床上。灯亮着，门开着。也许是一声呼唤，一声叫喊。我不知道。我睡着了。八点左右，我听到雅米娜来了，我不想起来，我想雅米娜会比我先到的，我让她去。我完全相信这个女人，她已经学会爱您。我试图重新入睡。我想长时间地睡一觉。我迷迷糊糊，听到了脚步声，然后是雅米娜的声音。她在我房门口叫我：“快来！”

　　我明白了。心跳停止了。您真的死了。永远死了。这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自古就有，并将一直存在下去，世界各地到处都会发生，每一个人都会轮到。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左右，这件普通的事发生在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发生在您自1942年起就住在那里的那个套间里，发生在那个房间里，那个书房里，那张年轻的寄读生睡的小床上。是的，那天，这事发生了：您死了。

　　2月29日，您就与我告别了。当时我在伽利玛出版社，在大厅里。我忘了去那里干什么。雅米娜打电话给我。我在任何地方她都能找到我。她说您不好了。我立即明白了：情况严重。我知道雅米娜之所以这样通知我，是因为情况真的很严重。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

　　您半坐在床上，靠着枕头。您看着我，我发现您马上就认出我来了。您说：“扬，永别了。我走了。拥抱您。”

　　我也拥抱着您，笨口拙舌地说：“您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您要去哪？为什么要说永别？”

　　您没有回答。您继续看着我。您知道我已经明白您要死了。我知道没必要撒谎、骗人、说笑话。我从您的目光中明白，没必要再坚持下去了。我沉默着。后来，救护车到了。早上，当您出现轻度昏迷时，雅米娜就叫救护车了。她已经发现问题很严重，叫了救护车，我则坐在我的手提打字机上。医生们进来了。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我说没必要送她去医院了。他们说，确实没必要了。

　　就这样，您一直坚持到星期天上午，坚持到八点钟左右。心脏真的停止了跳动。您无法制止死亡，我也无法制止死亡。我让您死去。您很孤独。我陪伴在您身边。您抓住我的手，又往上抓住我的臂，抓住我的肩膀，您紧紧地抓着，我感觉到您的手抓着我的皮肉，我知道您还不知道是我，是扬跟您在一起，躺在您一动不动的身躯旁边。您双眼紧闭。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除了等待那件事，那个词：肉体的死亡。为什么会死？为什么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死神落到了您头上，落到了圣伯努瓦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话可说。只需证实死亡。心脏已停止跳动，所以不可能再活着。已经死了。您已经死了。独自一人死了。可以说，独自一人被死神带走了，而我还活着。

　　我打电话给殡仪馆，立即想到要安排殡葬，随后，通知您儿子。“你母亲死了。”我不能这样说，我还不能说这句话。我打电话给您儿子的父亲迪奥尼斯 · 马斯科罗。

　　我现在觉得，真正的永别并不是在2月29日，不是那天，而应该早几天。那时，您的身体尽管很虚弱，但情况稳定，料不到您这么快、这么迅速就会死。那是在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坐在您的床沿上，您躺着。我们说着话。您在说。我忘了您说了些什么。后来，您抚摸着我的胳膊、我的肩膀，还抚摸我的脸。摸了好多次，我并不感到奇怪。一段时间以来，您经常这样。那天晚上，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您抚摸得很有力，摸我的脸。这已经不是抚摸了，不。您的手好像在给我的脸造型，好像您在造我的脸，画我的脸，好像您想看看我的脸有多大，想突然把它造出来一样。您把我弄痛了，我对您说了。我说我的脸要被您弄破了。您没有回答。您好像在说：“又来了，他什么都不明白。”您继续揉我的脸，用手揉，想看看我的头有多大。您已经想起我来了，不再失去我，不再昏迷。您和我在这张脸上重逢了，因为在您身边的是我，而不是别人。有可能是别人，但情况不是这样。是我，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人。是这样。我让您揉。您揉得越来越快，您好像在给我洗脸，用海绵给我洗脸。我的脸成了一块面团，任您捏，任您揉。我没有制止您。后来，您停住了。也许累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您的手最后一次这样摸我，这是最后一次您这样用力碰我，好像想把这张脸带走，让它与您一同消失，与您的脸一同消失，消失在人们将把您放入的棺材中。不，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了。是的，我知道您快要死了。但既然您活着，既然您还这样抚摸着我的脸，我想您就不会死了。死神远离了。您没有虚弱到那种程度。您能吃能走，站得很稳，跟我说话。事实上，一切都很好，您不会死。您不可能死。

　　然而，我又知道您极有可能死。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了。您活不长了。那天晚上的那种抚摸，的确是最后一次了。我当时不可能知道。您呢？您当时知道吗？您说：“会好的，别担心，会好的。没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这是一种和蔼亲切的说法，是想把我留下，想再跟我在一起，想最后再爱一次？这是一种感激，想让我和您一起死，让我的脸就这样被您的手所摧残？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我不能这样说。我不知道。只有您知道。但您不能再作证了，因为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左右，您死于法国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了。死在您的床上。死在您写了那么多作品的房间里的床上。从1980年夏天起，我就跟您呆在那个房间里。从此，这个房间消失了，解体了，重修了，重新刷过了。住了其他人，诞生了别的故事、别的疯狂、别的生活。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们都不在那个房间里了。搬出去了。您去了埃德加－吉内大道三号，我去了圣伯努瓦路的另一个房间，另一个门牌。一个白色的房间。一个带床的房间。一个您不会再来的房间。一个您给我的房间。从此，我得忍受这个房间。没有您。因为您死了，您不在了。因为那个写作的房间消失了。

　　12

　　您知道，不，这您不知道。我告诉您吧：1998年11月16日，我回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我可以重新去那儿，看那块白色的墓石了。我可以重新读那个名、那个姓和那个日期了。我发觉那块白色的墓石旧了，颜色脏了，经历了不少风吹雨淋日晒。有人来献过花，都烂在那里了。墓石已经变旧，您在那儿，被封在那儿已经很久很久了。人们只看见您的名字，您的身体正在消失，完全腐烂了。

　　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了。

　　只有名字，其他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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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真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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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明白，我可以不流泪、不忧伤地来到这里了。我可以在小道中行走。闻着椴树的味道。我可以看到别的名字。

　　我拿掉枯萎的花朵，扔掉旧花盆，让您的名字永远露出来。他们不知道不该用花遮住名字。这样很碍事，这样是不行的。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好啦，问题不大。放上鲜花、小卵石、地铁票、糖果、纸头、蜡烛，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行为。我让它们全都留在那儿。后来，有几次我把它们清走了。统统地扔进了垃圾筒。我希望墓石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您的名字，您的笔名，那个与雏菊相同的名字。那些装饰，那些破玩意儿都没必要。

　　然而，我有时也听之任之。这是先人古老而幼稚的传统。一天，我买了三盆雏菊，把它们放在刻着您名字的墓石上，紧挨着您的名字。我露出微笑，说：“既有名字，又有鲜花。”这没必要。但我有时希望那块白色的墓石上有无数鲜花，摆满鲜花。希望这个墓，您的墓最漂亮、鲜花最多、最让人喜爱。不，我不这样做。决不这样做。就此一次，放三盆花。以后再也不放了。

　　我在公墓中兜圈，读着墓石上的名字和日期，那两个日期，出生日期和去世日期。我看着所有的墓、所有的碑、所有的名字和我所不了解的种种忧伤。我看着所有那些也被埋葬的死人和所有那些在公墓四周、在城里来来往往的活人。他们相爱、微笑，或痛苦，生活如此艰难，每天早上艰难地起床。“他们一生中干些什么？”我问您。“他们什么都不干，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等待死亡的那一天，也许这是一种痛苦。”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城里，在蒙帕纳斯区的“罗斯比”、“塞莱克”酒吧或更远一些的丁香园大道喝酒。晚上，一杯酒，听钢琴，听那首旧歌《我的路》，然后再喝一杯。他们活着，并没有死，没有忧伤，见一个爱一个，微笑，大笑，说话。这就是生活。他们还活着，在唱《我的路》。他们还没有死。根本没有死。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区别。无法消除。就这么简单。第二天，必须起床，不能再那样做了。不能再那样喝了，不，这太难了，这无济于事。只能更可怜。后来，当然，又坚持不住了，回到了酒吧，与男侍应聊天。那些穿着白色上衣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只需几句话。感觉好多了。

　　我在蒙帕纳斯的那个花园的小道上散步。以后，我可以这样做了，想您或不想您，这看情况。我走的总是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步伐。我走着，重新抬起头。我走得更舒服了，呼吸得更舒畅了。我在外面走着。我不哭了，不哭。没有您，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您仍然和我在一起，因为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我也能这样做了。

　　我离开封闭的公墓，来到城中。我不坐出租车，我可以独自在城里走着，沿着塞纳河，一边走到夏乐宫。有时，我也走进帕西公墓，在里面转转。那里面也是秩序井然，一切都井井有条。有的坟墓花哨、富丽，有的坟墓简朴。名字、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无名的巨墓。每次总会看到一个新名字，想起这个已被遗忘的名字，因为我就是去那里找这个名字的。是的，我回巴黎后就干这些事，一大早在大街小巷里散步。我开始远离公墓了，在周围来来往往，越走越远，然后又回到那里。我没法不这样做。我监守着、看守着那个名字。

　　后来，1999年初，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我可以这样做了，走进那条路，呆在那个现在已刷成白色的房间里。我甚至让人把梁也刷成了白色。头顶再也没有那种阴暗的颜色了，这多让人高兴啊！我在圣伯努瓦路睡了第一个晚上，然后是第二个晚上，后来我就留下来了。行了，我可以在那里住下来了，在您给我的那个房间里住下来了。我又可以去花神咖啡馆了。“好久没有见您了。”系着白色长围裙的侍应们说。是的，好久了，三年了。这算不了什么。需要这么久，需要这空虚的、意识不到的时间。什么都不干，不说话，尤其不谈论您，对谁都不谈。我无法说出您的名字，不能说，对谁都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愿听见。但愿谁都不要说话。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像我还想把您关在屋里，和我在一起，让那种日子持续下去；好像我想到那个洞穴里去找您，找个有效的、不痛苦的方式自杀。但我没那么做。我一瓶一瓶地喝酒，一天抽三包烟，什么事都不做，人变得越来越迟钝，就像躺在床上的一棵白菜。我越来越胖。身体发胖了，越来越胖，胖得让人害怕。光阴流逝，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明天，这种状况就会结束的，因为我要死了。这一点，我确信无疑。然而，我并没有死，您看，我并没有死，因为我今天还活着。我把这整个故事，我的故事和您的故事都写下来寄给您。多么神奇的故事啊！

　　这并没完。为什么？您是谁？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提。我对您知道些什么？您对我又知道些什么？那是什么，1980年夏天之后您我之间发生的故事，以及在这之前，寄走的那些信，几百封信？“您的那些信，我全留下来了。有一些写得非常好。”几年后，您这样说。您以这些信为题材写了一本书，您把这本书取名为《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些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是您把这个故事公开的，全世界都知道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故事。简单而又平常，大家都看，一直都看，世界各地的人都看。什么“我爱您”呀，“我喜欢您”呀。这是怎么回事？总是同一个故事。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真事。就这些。应该生活，也应该撒谎、写书、相爱、爱。“爱对方的什么？”我这样问您。

　　“您爱我吗？告诉我。”今天，是我这样问您。

　　词都用光了。无法再说。几乎写不下去了。难以继续。是的，是这样，我停了下来，然而，在沉默四周，在沉默与沉默之间还有词。我给您写了几个字，我继续给您写了一封信，我控制不住自己，这您知道。几个月前，我就可以给您写信了。我很高兴，是的，是这样。就像一种幸福。我可以这样说。

　　1999年3月8日，我让人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为您举行了一场弥撒。我想这样做。为了我自己。回到那个地方，回到教堂那个空荡荡的地方。三年前，您最后一次来到那里，被放进那具浅色的木棺材。

　　您躺在棺材里，您的脸离我只有几步之遥，我不敢碰它。可我想碰。您已无能为力。这对您，对上帝，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只有上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碰您，尽管我觉得这没有坏处。我没有做我想做的事：不，别以为真的是这样。我根据一种我并不完全了解的真实需要行事。否则就不会去公墓拜访，不会让人举行弥撒，不会献花，不会写信，什么都不会做，甚至不会在沉默中思考。不，什么都不会做。您我只会面对上帝。会这样的。您别笑，别说我又来了，别说我是个小丑。不，不要这样说。我跟您知道得同样清楚。然而，事与愿违。

　　什么？您将变成什么样子？您最终会说的。

　　“不，我不会告诉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不完全知道。”

　　我们俩一起在那里看世界，看世界上所有的面孔，看了又看，并且说怎么办？拿这些东西、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又会怎么样？有时，我们百思不解。有时，我们哭着；有时，我差点扔下一切，扔下自己，扔下您，扔下一生。我们越来越不明白：事情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后来，又发生了变化，又重新开始了，不再停止。我给您写信。有时，情况不错；有时，我相信一切，就像孩子一样。相信只要看到那个人，那个人就长生不老。于是我看着您。我非常清楚地看见了您的目光。我读您的书，读所有的书，只要作者是同一个人。

　　您呢，您在干什么？您跟我一样，跟您以前常做的一样：您看着我。您看着全世界，别的什么都不干。这是一件大事，占了您很多时间，让您精疲力竭，差点要了您的命。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不能总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种情况必须停止。1996年3月3日，这种情况停止了。那是一个星期天。

　　我在那儿。

　　哪里？

kuangsan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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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真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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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那里。
　　这是不可能的。
　　完全可能。这我知道。我不很清楚怎么对您说，于是便给您写信。您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我们坐着那辆黑色的汽车，行驶在伊夫林的道路上。我们开着车，听着巴赫的大提琴独奏，变奏曲。您知道，就是当蓝色的卡车也驶向那几条道路时突然响起的变奏曲。那辆卡车运送着那位夫人和那个蒙在鼓里的司机。她说：“这没必要，让世界灭亡吧！”她笑了。
　　好像我们喜欢那段音乐，喜欢那辆不知为什么行驶的卡车。不知道它驶向何方。那个女人，那个逃离禁锢、犹如平民的王后，我们真的很喜欢她。
　　是的，我们喜欢她们。
　　还有，埃内斯多，《夏雨》中的那个孩子，他并不遥远，他在游荡，他在所有的书中，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向他的兄弟姐妹背诵着《传道书》。
　　他可能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
　　是的，他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兄弟。他们互不认识，没必要认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既离又分。灰眼珠的那个小男孩也在，和他们同在这个世界中。和他们在一起。我看见他们在行走，来来往往。他们去了哪里，互不理睬。没必要。他们全都一样，同样天真，同样完美，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走着，散着步。有时，他们被认出来了，被看见了，被人看见了。他们摔跤了，不知道如何对付那些看着他们的目光。他们害怕自己的天真，怕伤人，怕给人造成痛苦，什么都怕。他们想跟大家一样，不想分开，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彻夜不眠。他们和我们一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活着。
　　是的，我听到您说的话了。我看见我们在那个房间里，您口述着《夏雨》。完整的书名应该是《暴风雨的天，夏天的雨》。句子很对称。后来，我们觉得太长了。您决定删掉前半句。完整的句子书里面有。
　　您在拉埃内克医院住了九个月。昏睡了九个月，日夜输氧，没有呼吸辅助器您就无法呼吸。我每天都来，看见的是一具躺在那里呼吸的身躯。那是1988年秋天。过了年您还躺在那里，一句话不说，和那台帮助您呼吸的机器连接在一起。后来，我不知道是病毒还是微生物使您的病情变得很严重。血压很低，身体发冷。我给您戴上帽子，盖上被子，心里非常惊慌。我相信您完了，我们几乎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听天由命，等待着，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后来，我们决定让您醒来，我们不让您吃安眠药。
　　您睁开了眼睛。
　　您看见了我。
　　您并不感到惊奇。我在那儿。您复活了，您活过来了，您说：“我要继续写埃内斯多。从这里一出去，我就要把这部东西写完。”
　　还得等上几个月才能回圣伯努瓦路。我们俩从医院里开车出去。那是1989年夏天。九个月来，您这是第一次出去。我们出去时，您带着氧气瓶，您还需要氧气瓶，还有我。您说：“去森林吧，凉快凉快。”我们去了森林。一片碧绿。那儿的一切都是绿的。树木。您哭了，说：“我忘了这些树、这片绿。怎么能忘记它们。没有这片美景如何是好？不可能的。不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树，这片森林。”
　　您哭了。
　　我慢慢地在森林的小道上行驶，看着在张望的您。我任您一个人看着，任您为这么美丽的景象而流泪。
　　您说：“这世界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开着车在森林中行驶。
　　您不想回去。我说该回去了，晚饭早就准备好了。您说：“他们可以等。他们做的东西难吃极了。对，我们去买三明治，我们去‘拉杜雷’。那里的三明治天下第一。上学时，我有钱就去那里。肥肝三明治，太好吃了。走，迟点回去，这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去了王家路。我买了一套各式三明治和巧克力杏仁饼。
　　我们回到医院，看到推车上放着两个托盘，饭菜用一个不锈钢罩罩着。您掀起盖子看了看，说：“不可思议！”您按了铃，说：“这东西根本不能吃。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三明治。”我们拆开三明治吃了起来。您说：“一点都不好吃。这杏仁，让人难以置信。”
　　6月底，天很热。天安门广场出了事，您在电视上看着那些中国人……我们回到圣伯努瓦路。信件多得足有几公斤重。您坐在桌前，把所有的信件都拆开了。您打电话给保尔 • 奥查克夫斯基-洛朗斯1，您说书很快就将写完，“是的，我很好，一切都好。我会写的。我最终会尽量把埃内斯多的故事写完。也许是一部电影。我很乐意。”
　　是的，您开始写作，沉浸在一种幸福中，一种欢笑，一种让人赞叹的自如中。您没有受到损伤。您口述，我打字，我们和那些兄弟姐妹一道大笑。那个孩子，埃内斯多，他独自在念《传道书》。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拯救维特里-拉-塞纳2的那个家庭。他是那么爱这个家庭。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样抛弃一切、离开、自杀。不要爱母亲，爱父亲，爱兄弟姐妹，爱那本被烧毁的书和那棵巨大的树。他如此孤独，让人落泪。
　　我们去维特里，我们去看那棵树。
　　在一个月当中，我们天天去维特里。我们看着那棵树。我们来到塞纳河边。您下了汽车，说：“这条河，世界上所有的河，人们横渡河流，这些，我永远都看不够。”
　　您靠在栏杆上。
　　您什么话都没说。您望着眼前的景象。
　　这条河流。河流那边是什么？
　　我们回到圣伯努瓦路，继续写作。电影也要拍了，片名叫做《孩子们》，书几个月后将由P.O.L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夏雨》。那是1990年初的事。
　　现在是1996年1月。您没有忘记埃内斯多，没有忘记那本被烧毁的书，那本翻开的书。怎么能忘记呢？这是不可能的，哪怕没有读过它，它也在那儿。我们在心里记着它。
　　我说：“那是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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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真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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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全在这里了》中的句子。必须消失的书。您重新创造着《传道书》中的文字。这时，几乎一切都耗尽了，已经奄奄一息了。您这样向我口述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一劳永逸。虚荣中的虚荣。水汽中的水汽。”您这样说着，好像您已经不在人世，不再和我在一起。您说：“这是谁写的？谁写了这些文字？”我打着字，不，我用手写下了《传道书》的这个新版本。您不知道您正在写这些文字，几乎不知道。然而，您像以往写作时一样写着这些文字。差点死，似乎差点丢命。命多大呀！您说着《传道书》中的这些话，检查，修改。当着我的面独自修改。时间很短。只持续几分钟。您精疲力竭，疲惫不堪。我第一次听到这句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您无法想象我累到了什么程度。”
　　累得再也无事可干。等待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左右。
　　您说：“我可能今天晚上就要死。”我说不，我们要结束这本书。您还要写。您又向我口述了几个句子，然后，结束了。您说：“结束了。杜拉斯，完了。我再也不写了。”
　　几天以后，真的结束了。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拿这具死去的身躯怎么办？不再看它，尽快把它安放在蒙帕纳斯公墓的那个洞穴中。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了。完了，然而，并没有完，还在继续呢！名字还在。书名还在。也许还有更多。谁知道呢？也许您并没有死；也许别的手在抚摸着您，比如说抚摸着您的脸；也许还有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时间；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我为您的去世感到惋惜，有时，我在晚上往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里打电话。电话在空响。我又开始重拨，相信您也许会说：“谁呀？来吧，我等您！”是的，有的晚上，我就做这些事，我变蠢了，变疯了，没有忧伤，没有哀愁。由于没有真正弄明白，没能确实证明您还活着，我疯了。于是我胡来。
　　我什么都不干。我在等待。我什么都不想。不想您。怎么可能想不能想的东西呢？就是这种想念使得我们匮乏和贫穷，并且与她更加接近。一起生活。
　　然而，我还活着。我在给您写信。我在写信，写书。不是文学，才不是文学呢！仅仅是和您在一起，仅仅是活着。您完全不在了，我对此一无所知。什么都不坚持，除了思念。想您。想所有死去的人。想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想我在蒙帕纳斯公墓见到的所有名字；想您的名字，您的一生；想别的名字，想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想所有活着的人。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爱？怎么写？怎么看？怎么喊？怎么听舒伯特的音乐、重新学习一切、像以往一样相爱？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胜过一切。但这是大家都能遇到的事，别以为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也不特别。
　　告诉我，谁是那个弗莱德里克？您给他写了那么多信。
　　那是一个写作的人。一个没有自杀的人。他像疯子一样写作。他知道一切，却又不愿知道。他疯了。发疯地爱上了上帝。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对我怎么办。他不想见我。他爱我。他说：“住口！”他不知道怎么办。而我还活着。我在等待。您明白吗？
　　我明白。算了！什么都别干了。现在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还活着。虽然跟您分开了，但我想您。您看，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甚至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我看见您了。您踯躅在小酒店里，您又开始闹事，您随便给人写信，见人就拥抱，别人对您笑一笑您就献花。您活着，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拿您的身躯怎么办，拿您的灵魂怎么办。
　　弗莱德里克爱您。您说说，您将把他变成什么样子？我也在其中，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要把你们两个人都留下来。我把自己关在多菲内街的那个房间里，我把你们留了下来。您，还有他。好了，我不离开你们了。我要全世界。除了世上的一切，还有那场爱情。为了您，不，为了您身上的东西。您身上的什么东西？他身上的什么东西？爱什么？爱谁？
　　您知道除了我什么都没有。您经常回来。您没法不这样做。
　　弗莱德里克，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不，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都没有。
　　来吧！我们去凡尔赛宫，去王家花园，我很想去那个您如此喜爱的花园。看看漂亮的松树，它们高耸入云。我非常喜欢这些意大利松。是的，来吧！把别的都忘了，和我一起去看看那个花园，那些道路。它们简朴而对称，应有尽有，完美得有点枉然。这完美的花园前途无量，那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树木、花朵、鸟、人，什么都有。您和我，我们就在其中。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弗莱德里克带走。我很想认识他，也许您说的是真的，他爱您。这并不是不可能。为什么不？来吧！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带巴尔塔扎尔一起走。没有理由把他扔下。
　　13
　　1999年3月，我去了日本。法日学院邀请我。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我第一次旅行得这么远，这么长时间，飞了十二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您陪伴独自去国外。这是我第一次应邀出外旅行，请的是我本人。他们在那里放映《大西洋人》。我没有看这部电影。我不能看。既不能听到您的声音，也不能见到您的脸。您在影片中讲述着我的故事。我的脸轮廓是黑的。您喊叫着我，叫我的名字。我独自坐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大厅的那张扶手椅上，让您拍摄，不，我不能看这部电影。
　　灯重新亮了。放映厅里座无虚席。我走到台上，站在麦克风前。人们提了问题后，我便开始讲述。讲这部电影，讲杜拉斯，讲那个叫杜拉斯的女人。“这个名字全球皆知，”您笑着说，“可以说整个宇宙都知道。”您接着又补充说。是的，差不多二十年来我第一次这样讲话。
　　我独自面对着这个座无虚席的大厅。我并不感到害怕。我说着。
　　您说了些什么？
　　我说：《大西洋人》第一次放映是在1982年，在蒙特利尔，当时正在举办电影节。电影拷贝就是我放在手提箱里带去的。我很自豪，但过海关时我害怕被没收，因为没有官方的许可。我去纽约与您会合，不带影片，这岂不是太扫兴了？幸亏，手提箱没有检查。
　　我在纽约第五大街中心公园前文化专员的家里找到了您。您说：“来看看这个公园。看！”
　　我们喝着酒。他们想给我开一个房间。您说：“你们以为没有我他能睡得着吗？没必要给他开房间。”
　　当时大家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我们坐巴士，一直来到海边。我们乘渡船。来到一个小岛上。您说：“看啊，扬，看这海，看这条河。”接着，您又说：“在这里，应该吃奶酪蛋糕。这里的奶酪蛋糕全世界最棒。”我们早上和晚上都吃奶酪蛋糕。我们喝白酒，看摩天大楼。我们登上了纽约最高的建筑，我不知道是多少层。我们看着纽约。您说：“我害怕，这些东西都不结实，一切都有可能倒塌，要是倒塌了，我们会怎么样？来，我们出去吧。我再也不能呆下去了。”
　　我们来到外面。您说：“这座城市真漂亮，不可思议！”
　　我们出发去蒙特利尔。放映厅里座无虚席。漆黑一片。您要求把所有的灯都包起来，连紧急出口处的灯也不例外。
　　“我要一片漆黑，否则就没有电影。完全漆黑。”黑色的胶片还没卷到，电影就已经开始了。黑色也是一种颜色。
　　放映厅里伸手不见五指。电影开始了。您坐在我身边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但我闭着眼睛，我不能看银幕上的自己。不能自己看自己。我听见您的声音在黑色的银幕中响起，在黑色的大厅里响起。大厅里一片寂静，人们在听您写出来的句子，说出来的句子。您在跟我说话，向我口述时，您是在跟谁说话，跟谁谈论我？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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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真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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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又亮了。观众热烈鼓掌。您站了起来，向大家致意，鼓着掌。
　　我感到很羞耻。我仍然坐着，我不能躲起来。谁也不看我。只有您，只有您，数百人只看您。只有这个举世闻名的名字，只有这部电影：《大西洋人》。
　　我无法站起来。您登上舞台，回答观众的问题。
　　“这部电影能在这里，在蒙特利尔，在加拿大，而不是在巴黎，在法国放映，我感到很自豪。你们都看懂了，这太了不起了！”
　　大家不断欢呼、喝彩。您微笑着，看着所有的观众。大家为您鼓掌。您似乎非常高兴。看到您这样，我也很高兴。
　　我怕您说出我的名字。您没有说，您谈起黑暗，谈起黑的颜色，谈起不同的黑。您解释什么叫画面，说黑色的银幕也是一种颜色，它完全存在。是的，电影也可以是人们在读的一本书。人们可以阅读一种正在讲话的声音。那张拍下来的脸就是大西洋人。
　　现在，我独自一个人在东京，面对着座无虚席的大厅。我说着，复述着您在蒙特利尔讲过的话。我说：“我很高兴这部电影能在这个大陆的另一端放映，很高兴这部电影能周游世界。我很荣幸来到此地，来到东京，带着这部电影，带着电影中的这种声音。你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的，这个声音今晚在这里，在东京和我们在一起。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这部电影的作者和我们在一起，否则，我将不知所措。”
　　您仅仅是在那里。
　　不，我不哭。我忍着眼泪。我知道我们在一起。尽管分别已久，但仍然在一起。这对大家来说都一样。我们不敢这样想，害怕这样想。然而还是应该说，应该写下来。这是真的。
　　我想哭就哭。毫无保留。我创造。
　　后来，为了离开这部电影，离开您的激情，我说：“今天下午，在一个花园里，我忘了那个美丽的花园叫什么名字了。一个法语讲得很好的年轻的日本大学生对我说，在日语中，‘天空’这个词和‘虚空’这个词是一样的。同一个词。太奇妙了。”我想，那个在写在爱的女人，那个什么都忍受不了（这是同一回事），忍受不了这个世界，忍受不了自己，忍受不了我，忍受不了任何东西，什么都忍受不了，什么都不想再要的女人，她听了以后也许会喜欢的。她回到书中，回到文字当中，无能为力了。她回来，总是回来。“哎，我给您口述点东西。好好听着。”是的，她回到桌边，向正等着的我走来。是的，我认为虚空是存在的，一直存在，应该让这种虚空保持虚空，在它周围写作，不要填满它，让这虚空开启，天空将出现在这种虚空中。
　　“这里是S • 塔拉，过了这里还是S • 塔拉。”我们太喜欢这个句子了。是的，没有地方，没有彼世，只有此时此地，在东京，在蒙特利尔，在世界各地，在加尔各答，在巴黎，在温哥华，在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总是这种应该让它空虚的虚空，总是这种乌有。人们围绕这种乌有写爱情故事、简单的故事，写相爱的人、离别的人、不会来到的人，写恋爱和不惜一切代价想恋爱的穷人，等等，等等。还有文字，要说，要写，要听，从有史以来到世界结束全都一样的文字。用来沉默，用来爱的文字。十分可观。以后会没有文字。再也没有必要。要写的那本书也将是要消失的那本书。这本书不会出版，因为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您于1996年3月3日去世了。
　　尽管如此，还是得写书。书还是得写。“别像个英雄那样一言不发，不，恰恰相反，要写得越简单越好，文字怎么样别去管它。别绞尽脑汁咬文嚼字，没有什么可找的。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不，别这样。随心所欲，听其自然。您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什么都不管，人们跟我谈起杜拉斯风格，问我：‘您是怎么写的？’等等……我恰恰是什么都不管，只管写。这就完了。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文字、您、我都不神圣。神圣是另一回事，是偶然达到的，有时，人们是不经意达到的。句子写成了，什么都不愿说，它想说的不是人们感觉到的东西。有时，它十分清楚地展现了某些东西。”
　　《印度之歌》中的声音：“灯光明亮得……”
　　是的，《印度之歌》中的声音，我很喜欢。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把它写出来的。是我把它拍成电影的。还有那个永不结束的舞会，副领事的叫喊。您看，有时是在一个简单的句子边兜圈子。“灯光明亮得”或别的什么的。我想跟您一样，设身处地，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到这小岛。这些日常谈话所用的语言，现在却被写了下来。啊，是的，有时，人们以为看见了别的东西，听见了您所说的那种虚空。也许。我写，我只写作。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您会说出什么东西能接近“绝对”这个词。
　　巴尔塔扎尔。
　　目光，只有在张望的目光。并想跟我们呆在一起，不离开我们，爱我们。
　　我明白了。
　　我看着您。
　　我们在写。
　　在写“巴尔塔扎尔”这个名字。
　　“只要一个名字就够了。只需一张脸，看着全世界。全世界都被写下来了。没必要去东京，没必要，呆在您自己的房间里吧。写。或者什么都不做。
　　“呆在那儿，呆在同一个地方，世界会向您走来。它属于您。”于是我便呆在了那里。
　　这我知道，从第一天起就知道。
　　是的，是这样，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去跳卡洛斯 • 达莱西奥的探戈。来吧，我们去跳舞。让我们跳舞。
　　我们跳舞。那支阿根廷探戈，我们跳了又跳，难以克制住自己。当我们听到那曲子，我们便跳起舞来，没法不这样做。我们会想跟谁跳就跟谁跳，也跟您跳。因为我们在那儿，因为我们知道舞还没完。一直跳到最后一个晚上。“去那儿，什么都不管，遗忘，忘掉我。只需听那段音乐，随身体自由活动。您的身体，我的身体，这两具身体一起动。不错，您跳得不错。是的，不会结束，这音乐不会停止。但愿我还跟您在一起，跳最后一个舞，参加最后一个舞会。

kuangsan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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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种完整的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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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忘了。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您的脸，再也没有力气抚摸它，再也没力气碰它，把它带在身边。我再也没有力气了，几乎再也没有力气了，我整夜抓住您的手，您的臂。我抓不住了，您像死了一般躺在我身边，躺在这个很快就要死去的身躯，我的身躯旁边。我只能活几个小时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和您一起只能活几个小时了。我就要离开您，把您孤零零地扔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感到身边有一个温暖的躯体。那是您的身体。不是您的又是谁的？我看除了您谁也不会在这里。您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我在众多的沉默中认得出这种沉默。我想：‘在我旁边的是他。’可我忘了您的名字。您叫什么来着？您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太清楚了。我知道我是杜拉斯。我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当心脏，我的心脏在1996年3月3日星期天上午八点左右停止跳动时，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这个名字。这个准确的时间是您告诉我的，是您告诉我，告诉全世界的。您宣布了这个消息：杜拉斯死了。杜拉斯死了。

　　“别再说什么了。我还抓住您的胳膊，感到您胳膊上的温暖。我仍紧紧地抓着，我不会马上死的，我还有点时间。用来干什么？确切地说，我还可以说些我没有说过、没有写过的什么？我还可以说些什么？告诉我。不，我想，没有遗嘱，突然间再也没有话说了，我找不出话来说。我再也不写了。我知道完了，知道我不会再写，知道杜拉斯已经死了，知道还剩下这具奄奄一息的躯体。它的心还在跳，机械地跳动。它跳着，然后会停止。之后呢？之后，我不知道，我无法思想。不可能思想。假如我们彻底相爱，完全相爱。拥有一种完整的爱，就像某些书中的某些英雄那样。您觉得我们还能做得更好吗？现在还不太晚，决不晚，还有时间。是的，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们要写完这本已经开了头的书，这本暂时叫做《待消失的书》的书，这本没有完成的书。

　　“我死了挺好，让我死吧！我想一个人呆着。文字，故事，这就够了。我一辈子都在写字、编故事。毕生都在干这事。写书。什么书？完美的书。数百万读者，全世界到处都有，译成了所有的语言。

　　“是的，我没忘。我要死了。我没忘记那些年轻的读者，他们将读这些书，读那些我喜欢、您也喜欢的文字，读您的数百封信。1980年夏天之前的，这怎么可能，怎么能想象没有你、没有我的日子？不可能的，这无法想象。人们会忘记这张脸，这我从您脸上看出来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跟我讲些什么吧！”

　　不，我忘不了您的脸，忘不了您的目光。您看着人们看不见的什么东西。这东西看不到，有时却能写出来。文字写出来了，人们看见了某些似乎真实的东西。于是，对，那些书名，那些包含在书名中，包含在杜拉斯这个名字，这个不会消失的名字中的文字，人们可以读了又读。这个可爱的名字，献给热切希望得到它的人。这个名字不属于任何人。这个笔名，这三个字印在所有那些书上，刻在巴黎埃德加-吉内大道蒙帕纳斯公墓的白色墓石上。

　　人间和冥界之间，是否有一段截然不同的时间？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让我安静点，回您自己的房间去吧。我想孤零零地死去，像大家一样，是这样的，您无能为力，望洋兴叹，我也如此。所以，您走吧，从现在起，没必要再呆在这里了。去睡上一个小时吧，当您醒来时，一切都将结束，这种事情很平常，全世界时刻都会发生。一个人死了，人们不知道；一本书正在写，人们以后才知道；爱正在做，谁知道这是不是爱，是不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爱，新的爱。他们将热烈相爱，海枯石烂心不变。您还记得吗，‘永远，永远，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还记得那首极古老的歌吗，《在晶亮的泉水边》？我们俩经常在车中唱，行驶在法国的公路上。您和我在一起，我们唱道：‘永远，永远，我们不相忘’。”

　　确实是这样。

　　“一切都很好，没有眼泪，什么都没有，没有忧伤，因为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一切都会好的。我们还将唱着《在晶亮的泉水边》，不是在汽车里，我们可以另外找一个地方，我们去找，您会看到的。我们无所不能。可以创造一切。”

　　我回房间睡觉去了。我把您留在您自己的房间里，灯仍然亮着。接着，很快就到了1996年3月3日星期天的八点钟。

　　14

　　我要离开这个没有您的世界。什么时候？您可知道？别人可知道我这两天就要死？是的，人们知道。早就知道了。然而，人们不能真的这样想，好像只有生是可以想的。死是一件怪事。好像死并不存在。

　　所以，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是您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您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感到累。身体累，精神上累，这种累进入您全身，直至把您全部淹没，直至让您消失。这种疲惫成了您首先要搏斗的东西，而您，越来越无能为力。很快，死亡胜利了：现在和我一起的生命，慢慢地消失了。生命的剥夺是缓慢的，无法阻止的。我无能为力。您也无能为力。就是这样。有什么东西要停止了。

　　事实上，您并没有病，没病。您死于衰竭，您之所以死，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看得太多：如巴尔塔扎尔的脸；喝得太多：威士忌、红酒、白酒，所有的烧酒；抽得太多：抽了太多的没有过滤嘴的“金美女”牌香烟；气得太多：世界的不公正、难以饶恕的贫穷、加尔各答的麻风病患者、富人总是越来越富，凡此种种都让您愤怒；爱得太多：情人，各种各样的情人。您作了太多爱的尝试，希望得到全部的爱，而爱恰恰能致人于死命。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像个共产主义者。您怀着这种必要的理想，相信总有一天，明天，今天，人与人之间能平等相待，把对方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像兄弟一样相爱。总有一天，人们将摆脱金钱，摆脱强人法律，不再互相践踏。是的，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结束，再也没有蔑视。您下不了决心就这样扔下这个世界，这个正如您说的那样一开始就被人破坏的世界。

　　我跟您说，您之所以死，是因为吃得太多：什么都不在意，不懂得生活，总是那么野蛮，随时随地都要创造点什么东西，在生活中和在书中都拒绝现存的东西；是因为写得太多：您写了太多的东西，每一本书，都让您写得像要死掉一样，手和大脑疲惫不堪。然而，写完之后，您又接着再写新的，写另一本书，另一个故事，同一个故事。我相信，如果不写作，您会成为一个罪人的。您会朝世界上所有的麻风病患者开枪。您会杀死世上的恶人。您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疯子。

　　您将在法国的道路上行走，就像那个女乞丐。您的每本书中都有的那个女人在象山山脉边缘走着，她再也不会说话了。她在闲逛，问路是为了迷路。是的，您会这样的，您会成为那个大卡车中的妇人，她逃离古西收容所，想去看大海，想走到陆地的边缘，投身到汪洋大海之中，离开这个世界，在到达好去处之前还要旅行很长的时间。

　　我在世界上所有的首都，在所有旅店的酒吧里都看见您。晚上，您不会去睡觉。“再来最后一杯。”您对酒吧的侍者说。那些穿白制服的男人为了您才在那里的，为了听您吩咐，为您服务，为了照料您，照料我们。您成了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中途停了几站，然后又踏上那艘长长的白色邮轮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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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种完整的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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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许会在雅典或金斯顿某个豪华大酒店的酒吧里偶然相遇。我也很喜欢几小时呆着，什么都不干，毫无目的地喝酒，沉默，看。跟第一个坐在我身边的人聊天。

　　您在那儿。您坐在我身边的一张大扶手椅上。故事开始了。她会开始写的。一个新的夏天，没有时间，没有地点，为什么不？一个在时间之内而又在时间之外的夏天。这时间要去创造，要互相创造。我们可以另外称呼自己，选择别的笔名，仍然拿生命冒险。这种现象，全都重新创造，却不知道它早已存在。不知疲倦地重复同一个句子，同一种微笑，一种新的爱情。我们会把这种爱叫做永恒的爱。

　　我们会在雅典的那个酒吧里，在英国的那家酒店里喝威士忌，一直喝到早晨。我们不能分开，不能扔下这个已经开头的故事。您记得吗，我们笑得同样多。我们发现我们俩正在写一本关于我们在那里生活的书。

　　是，我相信您是这样死的：太多了，什么都太多了。一位年轻的女人对您说：“夫人，您太夸张了。”你问是什么东西夸张？她说：“什么都夸张。”确实，杜拉斯是个夸张的人。这种极端，这种自我放纵，从小皆然。在那边，在小道边，一辈子都这样，每一天都这样。不断地工作、看，试图看到某张脸，您的脸，我的脸，巴尔塔扎尔的脸和所有别人的脸，看森林中的树，听音乐，一直听到疯。听巴赫，直到再也不能听。

　　我们以为懂了。我们懂了，然后去做别的事情。我们不能陷入这种状态：弄得明明白白，爱，看着世界的光芒。我们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掉进洞中，变得对自己，对别人刻薄起来。我们不想得到拯救，我们什么都不想，甚至不想拯救他人，甚至不想死。也许做得太多了，说得太多了。

　　我忘了对我造成的伤害。我活着。书会写完。那些年，我得一言不发地呆在您身边，等待文字，热爱智慧，完全沉默，不作任何评论，在写出的文字和写出的书面前发出惊叹。

　　今天，我在独自写作。您看，我也写作了。没有您。我是写来献给您的，而且写的是您。我在这个世界上，却能很清楚地听见您的声音。听到杜拉斯这个名字，听到我无法离开的这个名字。我不断重读您的作品，从沉默走向沉默。那东西从没走远，您应该还记得。我们相信我们就在它旁边。后来，我们走远了，忍受不了了。我们说：我们要相爱，我们在相爱，因为是我在继续那个故事。故事在继续写，继续创作，继续被人读。

　　不会停止。

　　您跟我一样，看着那个关在加尔各答法国大使馆中，坐在噩梦般的电风扇下的女人。看！她在等待。她不会自杀，不，她会继续这样活着，既死又活，她没必要自杀。

　　沙滩上白色的睡衣，不！

　　书里说了些什么？她还是要自杀？是的。人们在海边找到了睡衣。

　　这种缓慢，在加尔各答漆黑的夜晚所呼唤的这种声音。然后是《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安娜-玛丽娅 · 加尔迪。音乐的希望。我们不能扔下这个女人，她死了以后仍和我们在一起，我不离开她。我等她说这句简单的话：“谢谢您的这包书，您让我马上带走它……”

　　是的，是这话。又说了一遍。

　　多么深的爱。

　　爱。写在书中。写在电影中。写在剧本中。话一说出，爱就以某种方式存在了。它被写出来了。我们认为是这样。“我想熟悉您的头发的味道。仅仅如此。”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法国的大使夫人和加尔各答失宠的副领事，他们之间的这种说话方式，但愿上帝不会感到太陌生。

　　今天，在这个布满阳光的城市里，我沿着那条河，沿着塞纳河散步。您和我好像正在写一本新书。

　　每天早上，我朝着西边，朝着大西洋来来回回地走。是的，我走得很快。没有您。我没有忘记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没有忘记您的心脏停止跳动、您的身躯死去的时刻。在那以后，必须迅速摆脱您的身体，把它放进给您度身定做的棺材，盖上，然后埋在蒙帕纳斯公墓的洞穴之中。这事办得极快，几小时就办完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摆脱您死去的身躯的重压。

　　“太好了，扬，很有效，我听见您说话了。”

　　真的，我独自一人沿塞纳河散步。确实没人了。那又怎么样？什么都没有。人不在了。

　　您听我说。我去了那个黑乎乎的房间，看着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切，看着天，看着树，看着卢浮宫，看着协和广场喷泉，看着孩子们，看着男人们的脸，女人们的脸。是的，我试图弄懂什么事。我敢肯定巴尔塔扎尔并不孤独。只有他为我而活着。然而，别的人也在，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他们好像在等待。

　　您呢？这段时间，这日日夜夜，您在干什么？

　　有时，我觉得您在和我一起看那个著名的巴尔塔扎尔，看别的东西。一一地看，分别看，一起看。

　　也看埃内斯多吗？

　　是的，也看埃内斯多。他无与伦比。他的爱情是那么热烈，人们简直无法想象。您曾试图写些关于他的什么东西。我确信我们现在还抓不住他，无法把他关在那间黑屋里。

　　比起《在晶亮的泉水边》，您更喜欢《蓝月亮》。于是我们俩一起唱起“蓝月亮”。而我这时却在城里走着。是的，我看着自己走着，我走出黑岩公寓的大厅，来到外面，独自走着。

　　那首旧歌，永远唱个没完，永远不会停止，就像临死之前的最后一支烟，就像您脸上的最后一个吻。好像“永恒”这个词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在这个动作中，在您我所唱的这首歌中开始的。好像文字有这种力量：相信它，绝对相信它。好像一切都有意义，但我们不很清楚是什么意义。总是《蓝月亮》，老掉牙了，全世界都在唱。

　　我也知道，有几个晚上，当我绕着卢森堡公园散步时，天黑了。泥土的气息透过紧闭的铁栅门扑鼻而来。城里闻得到一种泥土的清香。我走着，发现路上就我一个人。我听见您没有和我一道唱歌。突然，我也不唱了。

　　我被抛弃了。

　　只有铁栅门前面的黑夜。

　　我可以这样在这紧闭的、漆黑的公园里哭着。我可以哭，在晚上的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我，我可以真正地哭一场。为什么哭？为谁哭？到底是为什么？

　　您曾经存在过吗？您创造了一切？您写了一切，创造了我用的这个名字：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

　　我哭着，任泪水流淌。我希望泪水滚个不停。公园关门了，我绕着铁栅门转，只知道哭，听人唱“蓝月亮”。

　　我走向圣日耳曼-德普雷的灯光。我停止了哭泣。谁也不会明白。包括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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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种完整的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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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进花神咖啡馆。我喝了一杯“皮姆斯”香槟。好多了。我看着周围的人，看着系着白色长围裙的侍应。我在镜子里看见他们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我就在那里，坐在那张红色的软垫长凳上，坐在那张桌边，坐在那杯酒前。我在跟一个褐发的年轻女人说话，她的手指上戴着贵重的钻戒。

　　我笑了，我忘了为什么笑，笑得很大声。我又喝了一杯。一切都很好。我成了城里的王子。

　　我还在走，在去睡觉之前最后走一圈。我躺在那个白色的房间里，躺在那张您不熟悉的床上。从此以后，这不重要了。我最后终于可以睡了。

　　明天还是这样，还是这道阳光。天天如此，一开始就这样，从来就这样。生活是什么？您和我都在其中。我们一起唱着“蓝月亮”。故事又重新开始了。

　　我又重新开始写信，成打的信，我无法不写。谁也不知道拿这些信做什么，不知道怎么读，怎么写，怎么回答。这没关系，我坚持不懈，不断地写，几乎全是同样的文字，普通的文字。

　　我又回到您身边。我知道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信了。只给您写。写给杜拉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刻在蒙帕纳斯公墓明亮的墓石上。我不能够长期离开那个地方。我知道也应该写一写别的故事，别的书，别的欢笑。您把一切都混淆在一起了。别担心，我很好。我们习惯了。什么都知道得不太清楚。很模糊。我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这并不坏。我挺好。

　　有时，我很想和您一起跳舞。我们俩的舞都跳得非常好。不管什么舞我们都会跳。您我都懂得跳舞。

　　有时，我非常非常想跟您一起跳舞。这很蠢，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但我还是和您一起跳舞。我们从来不感到累。您我的身体似分似合，动作配合默契，别人莫名其妙。我们在舞厅的地板上行燕如飞。有人说：“别停下音乐，应该让他们跳下去。”有人说：“瞧他们跳得多么熟练，好像他们一辈子都在跳舞，好像他们第一次来这儿，第一次来这舞厅。”

　　是的，人们在我们周围这样说着。我们没听见，我们在跳舞。我们没有相视，只有那几乎一动不动、犹豫不决的动作。

　　有些晚上，当我不给您写信时，当我不想您时，当我和别的人而不是和您在一起时，是的，我可以跳舞，其他什么事都不干。不想。什么都不干。跳舞。忘记我们在这个舞厅跳舞时看着我们的上帝。忘记那个故事。

　　我们是在哪里？

　　在您所在的地方。在您想去的地方。在您创造那个词的地方。

　　我不让您走。永远不让您走。您我整夜整夜跳舞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告诉我，我求您了。

　　“不。我不会说的，我们俩都知道。那个字很难写出来。那是个很简单、但又很难听到的字。那是一个不应该说出来的字。”

　　来吧！

　　让我们忘了那个字，让我们跳舞。它不会跑掉的。就像人们总是到这个舞厅里来一样；好像人们总在这个舞厅里一样；好像您我都已经说了这个字；这我们可以相信。好像这个字就在那儿，在舞厅的公共场所。三步舞，华尔兹，立在原地几乎一动不动，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动作。然而，我们又跳了一次，我们哼着歌曲，整首歌我们都会背，所有的名字我们都熟悉。是的，我们知道那些名字，忘了它们，扔掉它们，用别的名字来代替它们。我们情不自禁地唱歌、跳舞，没完没了。

　　15

　　我什么都不想。为什么自杀？我为什么想自杀？这没必要，因为无论如何，死亡会来临的，它总有一天会来临的。这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它搞得异乎寻常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当作英雄呢？我们已经够不幸了，为什么还要愁上加愁、火上浇油呢？

　　我活着。看，看看我，我在跟您说话，自杀的愿望正在消失。我看着四周。我忘了。我不想您。这没必要，我在写，当《玛 · 杜》写完时，我都不想再看它。写了这么一本书我感到羞愧，我想把一切都砸了。是您把我的稿子寄给杰洛姆 · 兰东的。您说：“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看、让别人读、让人误解让人错怪呢？不应该害怕，这没关系。”

　　杜拉斯在。谁也不敢怎么样。也许有一天，大家都会真的读它，不带任何偏见，忘了作者的名字。像孩子一样开始读，进入故事当中，同时写作和阅读。

　　“您现在开始写作了。这很好。别什么都写，那是不可能的。但写的时候不要疑神疑鬼，否则会写不下去。没必要写得那么快，太快了您会把一切都破坏掉的，自杀的企图就是这样产生的。是的，我知道。不，再试试，别害怕自己，您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什么来的。我就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写完后当我阅读所写的稿子时，我才明白一点什么东西。我问：‘这是谁写的？写这些东西的杜拉斯是个什么人？’《黑夜号轮船》就是这样写成的。还有《艾米丽 · L》，那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基依勃夫最崇高的女人，我们是多么爱她，爱她，爱那个船长。书中，当她出现在拉马里纳酒店的酒吧里时，当她来到黑岩公寓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时，是的，当我们看到她朝我们走来时，我们是多么兴奋啊！那个船长不明白。他们相爱，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样经历那场爱情。《黑夜号轮船》中的情人们也一样。他们在爱，却苦于不知道在爱。爱谁？爱什么？他们不知道。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将永远跟不上自己的爱。好像这样的爱情不属于我们。好像它要避开我们，避开他们，避开书中的人物，避开我写作时与您一起看着他们的那些人。是的，爱情应该避开我告诉您的那些故事，也避开我们的故事，避开您和我的那段爱情。那段爱情使您生病，使您想离开我，从我身边走开，好像这是可能似的。人们读到这个故事时，便会发现这种企图：爱。怎么办？怎么写？怎样准确地找到这个字？这个字将让所有别的字都沉默，让整个故事都沉默，也让所有的爱情沉默。是的，一切都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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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种完整的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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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在巴黎。差不多已是夏天。这是1999年5月，我在给您写信。是我在给您写信。我没有死。我走出了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我清理了所有的酒瓶，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垃圾，甚至把床也清理掉了。我把一切东西都扔出了屋外。墙重新粉刷过了。

　　一片白，梁也漆成了白色。很干净。我可以走出房间，去蒙帕纳斯公墓看您的墓了。我可以去了，您看，我可以看见刻在那块白色墓石上的您的名字了，看见您的笔名和这个日期：1914-1996。仅仅三年，如过千载。墓石的正面刻着两个字母：M · D。

　　谁也没有要我去死。您也没有。我又开始在城里散步，晚上去逛酒吧。我喜欢酒吧，喜欢穿着白色上衣的侍应，喜欢与我同龄和不同龄的姑娘和小伙。要爱上个什么人。不管是什么人，没有任何偏爱，就爱在场的人。对方还不知道已被我爱上了呢！

　　我不知道您是否会爱我爱到这种程度。我，我爱您，我不知道为什么，写这本书时，叫您的名字时，我便越发爱您。我随时随地都在编写一个故事，一个日常的故事，也许是一个爱情故事，谁知道？这个故事也为别人而写，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没有什么秘密。所有的故事都大同小异。

　　我又开始了我的主要活动：什么都不干。除了写，给所有的人写信。我坚持不懈。写了数百封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

　　我沿着塞纳河一直走到凡尔赛宫，一直走到王家花园。我在小道中走着，看着大特里亚农城堡粉红色的石柱。是的，我什么滑稽的事都做。我去了那里，什么都不怕。我好像才十八岁，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前程似锦。您和我，我们将写书，写一些完美的书，用各种语言写。我们还将创造一切。人们可以在一本书中读到那个新故事。

　　我无法做别的事情。我给弗莱德里克写信，用的几乎全是一样的词。当然，不完全一样。否则的话怎么办？什么都不用创造。词是现成的，只需按照某种秩序写出来，及时让它出现在句子当中。别太在意秩序，听其自然吧！之后，人们会发现为什么要用这个词，仅仅是这个词，而不是别的词。

　　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

　　是的，这个句子，我喜欢极了。我可以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它。我曾想在那里一直写它，却不知道我将和您同时写它，发现它。希望看见这个句子突然写在纸上。好了，写出来了。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的出现：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

　　而我呢，我说：她的名字叫杜拉斯。句子在这里停了下来，是这样。她的名字，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人们读到这个名字，重复着这个名字，直至什么都不想再说，直至它只变成纯粹的音响：她的名字叫杜拉斯。一种声音。完全是内在的，然而又好像是外在的。一首十分古老的歌曲：“我的朋友皮埃罗，把你的笔借我吧……”

　　“给我打开你的门……”

　　我继续写着您的名字，写着这个名字。我对您说，我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永远，永远，我不会把您忘记。

　　您的名字被扔下了，被抛弃了。但它又被记在心里，记在所有人的心中。这三个字本身包含着千言万语。

　　我将把日历上的名字全写下来，我将把您的名字和别的名字混起来。是的，我要把它们全都混起来，把所有的名字都记在心中，找到深入世界、飘向高空的音符，我将在一系列名字中，听到杜拉斯这三个字，认出这个名字，认出其声响。这个名字会消失，然后又回来。我会把它凌空抓住，让它在我们身边逗留几秒钟。

　　杜拉斯这个名字将永远存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16

　　今天是1999年5月25日，上午九点钟。巴黎阳光灿烂。马路上仍很安静，空气清新，绿树成荫。清洁工在给人行道浇水。花神酒吧的露天咖啡座营业了。一切正常。

　　我很喜欢早晨的这个时间，一切似乎都完整无损，人们好像第一次走在圣日耳曼大街上。这条大街属于我们，我们一直走到头。看到塞纳河和小岛上的巴黎圣母院，心中总感到一种喜悦。法兰西岛。我们总听见人们这样说：法兰西岛。

　　在早晨的这个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您和我在一起，沐浴在圣日耳曼大街的阳光中。我们刚刚相遇，一切都有可能开始。为什么不呢？

　　我们在这里相遇，我应该对您说：自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以来，我没有说过话。我保持沉默。不，不仅仅是从那个星期天起，而是从1980年夏天起我就没有说话。我好像必须沉默，让出所有的机会给您说话，给您写书。

　　活着，仅仅是活着。直到1996年2月29日说最后一句话。好像您所写的文字要求沉默似的。今天，我相信应该把自己关在巴黎、特鲁维尔、诺弗勒城堡所有黑乎乎的房间里写作，让某些东西真正存在，不仅仅是您我之间的这个故事、这场爱情。不，不仅仅是这些，而且还有将在书中变得真实的其他东西。不该忽略这一点，不该忽略您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写作。个人的命运有什么重要的？这时间，必须经历，每一天、每一刻都得度过。必须爱、必须努力去爱、不能爱、不想爱的时刻，这种失望，这种想出走、想离开、想消失然而又不能做到的愿望，都不重要。必须留下来，接受这种必然性。就像爱情一样，它将因我们而产生，却已不听我们使唤。

　　在那些年当中，我浑浑噩噩，没明白什么事理。我像个傻瓜、废物，必须这样。您帮助我，让我一个人这样糊里糊涂。您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从来没有好言好语。好像爱情必须提防自己，由于产生而必须自毁。

　　只有那些书要写。随时都要保持这种谦卑。您说：“扬，别相信自己。”您说着这句在操场上听到过的幼稚的话：“不，不该自信，我们一文不名，我们是穷人，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想弄懂些什么。我们写作。有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东西，应该继续下去。”

　　我怕写作时会不那么爱您。好像文字会记下您的消失，悲哀会得到解除。好像不应该写作似的。

　　您走了，完全走了，这我知道。我在墓石上看见了您的名字。

　　然而，我会试着这样说：我知道您死了。我也知道这没什么。您的身体穿过那慌乱的时光，消失了，这没什么。我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给您写信，好像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是您的身体被埋葬了。

　　后来，我在那儿给您写信。我独自一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早上，晚上，深夜。有时，夜深人静之时，我后悔如此活着，没有开着那辆黑色的汽车沿塞纳河兜风，后悔没有听见您在叫我的名字：“扬，您在哪里？扬，得去布西市场买东西去了。扬，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留下来吧，别走了，我死的时候您别伤心。什么永恒呀，不朽呀，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都没有了，人成了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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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种完整的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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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有时，白天或者黑夜，我会这样后悔。好像掠过了一种忧愁，产生了一种哀伤。这是无法预料的。

　　后来，我给您写信。

　　就这样。

　　写给您。

　　也写给别人。我敢写了。我允许自己写了。没有您的许可我就写了。我既没有离开您，也没有离开弗莱德里克和巴尔塔扎尔。没有。这些，都是您给我讲述的故事。好像只要在蒙帕纳斯，在塔恩、在瓦勒德瓦兹或东京就能离开您，我们就能分开似的。我在您心中，我要对您说：“这并没有完。”

　　还没到最后的时刻，我们还可以加上几句话，继续说，继续写书，编故事。只需坐在桌边，什么都不想。

　　我想更加爱您。更爱。决不会足够。您写的那些书，杜拉斯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东西？爱情故事。那个说“爱”这个字的人的故事。

　　爱。我让您爱。现在，我摆脱了它，也摆脱了这种允诺：最终要写一本好书，一本真正的书。这将倾毕生精力。我爱您，想另外再写一本书。这样，我们就不会分开了。我们就会在一起了。“一起”，这不是您说的话吗？

　　是的。没有您。和您一起而又没有您。

　　确确实实。

　　1996年3月3日那个星期天的前几天，我们在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里。您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越来越穷了。”

　　您濒临死亡，确实变得很穷。您一无所有，不知道如何对付死亡的到来。之后，又怎么办？甚至都无法考虑即将发生的这件事。您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发生，在死亡边缘大家都一样。只是，您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您自己所说的那样，硬是不信邪。您知道您跟所有那些人一样穷，一生中有时被人忘却。您有过成功，有过全球性的辉煌，拥有那么多读者，有我，有那么多爱情，银行里有数百万存款。后来，您又一贫如洗。就像在湄公河畔的时候一样。

　　您说：“也许，我母亲还是爱我的。”

　　是的，我相信，相信她爱您。她无法说出来，不知道对您怎么办。得由您来帮助她。您得告诉她怎么爱您，怎么接近您。您智慧超群，弄得您母亲都害怕了。她宁可喜欢别的人，喜欢您哥哥，这更容易一些。大家心里都明白。母亲说：“她是谁？这孩子是什么东西？她跟她的兄弟们，跟我太不一样了。她现在就这么孤僻。想写作。太荒唐了。不，我宁愿你学数学，经商。我确信你有经商的天赋，赚钱的本领。”

　　您做什么都有天赋，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您做什么都会成功。如果您愿意，所有的男人都会跟在您脚下，无论在什么地方。您浑身是胆，毫不畏惧。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退却。男人们喜欢这样，他们害怕了。他们不喜欢这样的女人，不喜欢这样聪明。因为她们看出了男人的弱点及其无法消除的苦恼。

　　男人们忍受不了目光如此犀利的女人。他们扔下了您，找到了别的女人。漂亮、爱打扮、洒香水、谈话极无聊的女人，这没关系，他们喜欢，他们扔下了您。

　　我可没有。

　　我顶住了，坚持住了。我留了下来。您说：“为什么，为什么您和我在一起？您到底是什么人？”

　　您无所不能，然而，您只做一件事，只服从于它，就像这是来自上天的命令。写作。别的，您处理得很好，生活不错，故事让人打哈欠，忧伤。孩子，是的，必须有个孩子，这很重要。该做的事您都做，您昂着头。然而，必须永远问您：“您是谁？”您开始写作。想努力明白自己的什么事，明白别人，弄懂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有您？为什么几天后就要死？跟我说一个字吧！

　　所以，在1996年的年初，从巴黎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里开始，您就与那些洞穴人同时代了。他们在石壁上留下了手印。昔日的这些男男女女和我们一起呆在那个房间里。同一副探寻的面孔。没有任何回答。不，有一个新问题。

　　那些古人，他们不写作。他们张开双手，望着天。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威胁，一种宽恕，也是一个谜。他们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摊开双手。他们仰头望天。那些洞中之人，他们什么都没有建造，没有留下古迹，没有留下古画，也没有举起否决之手。什么都没有。那之前，在文学诞生之前。沙特尔1、伦勃朗2、莫扎特、帕斯卡尔3已经存在，但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像大地初开时那样爱着。爱谁？爱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都尚未言明。那是一个完美的时代。万物之初，混沌初开。世上的第一天，如今在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里每天都在重复。您和我一起关在那个房间里，单独和我在一起，并将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去。因为我不跟您一起死，我让您独自与所有那些古人呆在一起，与他们一样可怜、一样智慧。十足的智慧，可怕的智慧。从前的那种智慧，当时爱情还没有诞生。

　　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说吗？

　　我不知道。也许，这样更简单：人们产生一些想法，并用其造一座山。这样很简单。只需更加贫困。达到贫困之真理。

　　我们仍然在那个房间里。您不再写了。房间将变得一片漆黑。您还没有死。

　　请走近我。

　　我摸着您的脸。走得更近些，别害怕我的手。它还在寻找您脸上的皱纹，想弄懂您消失的目光中的某种含意。

　　闭上眼睛，望着天。

　　就这样。闭着眼睛。

　　一切都看见了。

　　开天辟地以来的整个世界。

　　一切。

　　包括巴尔塔扎尔。

　　甚至看见了不认识的人，未来的人。

　　您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您不再看这个房间，不再看呆在您身边的这个人。您怎样才能无所畏惧地离开这个房间，离开我呢？我让您独自离开。

　　我必须停止这样对您说话，不再让您相信是您在回答我。我知道，这不是真的。那场爱情，忘了它吧，再也别说什么了，保持沉默吧！忘了那个故事吧，别再重写杜拉斯这个名字。写别的东西吧，写别的名字。所有的名字，还不认识的和将朝您走来的那些人的名字。在按顺序排列的字母中，人们有时能认出您的名字。

　　胜过一切。

　　这个故事。

　　这个永远不会结束的爱情故事。

　　这些字母，让人忘了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些文字，最后化为乌有。

　　大声地说出这个名字。终于听到了这个名字神奇的声响，这个最终被找到的名字让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诗和所有的爱都戛然而止。

　　然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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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种完整的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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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干。继续一种普通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活着，爱，哭，吃，说。就这样。

　　咱们去喝一杯，去听《卡布里，完了》，去特鲁维尔看海，看海鸥，去吃褐虾，吃牡蛎。是的，行动吧！

　　一切都好。

　　一切都在，随便听您调遣。

　　听想看的人调遣。

　　17

　　我们无法分开，我无法离开她。她也不能离开我。我们总处于离别的边缘。互相分离。当我再也无法和她一起在这个地狱里生活时，我便去奥斯特里茨车站旁边的旅馆，在那儿躲上几天。晚上，我出门到车站餐厅去喝啤酒，混杂在旅客和行李当中。谁也看不见我，谁也不会到那些等火车的人群中来找我。我在小酒店自杀之前，我想最后再喝一杯啤酒。这是最后一个夜晚。我将在几小时后死去。我拖延着时间，又喝了几杯啤酒。我开始醉了。眼泪一碰就会落下来。我会最后再写一个字，最后再给她写信。然而，不，我死了以后，应该由她来写。她懂得怎么写，找得到词汇。仅仅是找到词汇，什么都不用创造，写一些人们立即就能明白的文字。于是，我给她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喝了最后一杯啤酒，回到旅馆的房间。我没有死。第三个晚上，我给她打了电话。她来了。一切都重新开始。为什么？什么东西使我克服了恐惧，没有去死？也许是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不该去死。我应该活着，不仅是为了她，但也是为了她。我因此而活着，为了照顾她，日日夜夜地照料她。现在，只剩下一个人活着了。更加爱她吧！哪怕她对此一点都不想知道，哪怕她不想有那段爱情。

　　“为什么爱我？”她说，“谁也不爱我，从来就没有人爱我，哪怕是我最热爱的母亲，连她都不爱我。您为什么留下？”

　　她终于成了别人喜欢的人，她并不满足。这让人难以忍受。她还想得到更多，甚至要我也消失。可是不，她不能有这种想法。没有了我，她将怎么办？

　　她说：“扬，我不希望您有任何痛苦。我希望您事事顺利。即使您走了。您也要给我一个音讯，只要告诉我您还活着就行了。”

　　今天，在1999年5月的今天，我还坚信不疑。我站在这个房间里，望着多菲内街铺着铺路石的院子，远离城市的嘈杂，远离您。我想，我给您造成了许多痛苦。总的来说，我对您关心得不够，这种关心永远不会够。什么都应该做，而且应该做得更多。杜拉斯经常夸张，我并不总是那样。有时，有的夜晚，我很累，我烦您，烦我自己，烦书，烦家务，烦要烫的裙子，烦凌晨三点到奥利机场去散步。当时，我糊涂了，什么都不想再要。

　　后来，我又恢复了正常。

　　您说：“这种厌烦并不严重，它会过去的。我答应你，现在，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可以独自去探亲访友，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您一个人去哪儿都行。我答应你，我向您保证。”

　　持续了一天。然后，一切都又重新开始。“更深地爱我吧，并且创造性地爱某个人。别的什么都不做。”

　　我努力这样做。我们一起这样做。夜晚。房间。床。欢笑。生活中的所有故事。我在那里是为了听，为了打字。必须跟上您说话的速度，不漏掉一点，哪怕是一个字。用三个指头飞快地打字，不假思索，仅仅是把内容记录下来。

　　所以，书写完的时候，您我便消失了。没有分离。只有书还存在。直到最后一本书。那本没有写完的书，您把它叫做《待消失的书》。

　　这本书，我现在还在写。这些文字，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了。为了活着，也许，为了打发时间，打发这1999年6月，打发所有的夏天，所有的季节。继续来来往往，没有您，而又和您在一起。是的，有时候，有几秒钟，我以为您会来敲我的门。

　　“看在上帝的面上，给我开开门吧！”

　　进来！

　　“这里不错嘛！很明亮。白得很好看。见面了，多高兴啊！不是吗？告诉我，您在干什么？”

　　来，我带您去。

　　“换种叫法。”

　　来，我带你去。

　　这是晴朗的天空。

　　这是天蓝色的天空。

　　没有星星。

　　这是到处都一样的天空。

　　以后，将只剩下这个天空以及您和我。我们无法看见那蔚蓝色的地方。我把您带向那里，我们在那里走着，无路可问，谁也不会迷失。

　　我们将在这里，在这个被创造出来的蓝天里。

　　不在任何地方。